台湾正在竞选国民党主席的郑丽文说，请大陆的一些朋友不要对台湾喊打喊杀。要知道台湾被清朝抛弃后，被日本殖民50年。台湾人吃了很多的苦。早期还被日本人欺负，被杀害了很多人。 1895年清廷签下《马关条约》，台湾被当作战败品割让给日本，这一交出去就是整整半个世纪，日本派来的19任总督成了台湾岛上说一不二的“土皇帝”，手里攥着的生杀大权比什么都实在。 1896年出台的“六三法”直接给总督们开了独裁的绿灯，后来跟着的《匪徒刑罚令》更狠，只要觉得谁不顺眼，随便扣个“反抗”的帽子就能当场枪毙，连审判的过场都不用走，台湾人的性命在这些统治者眼里，比路边的野草还不值钱。 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搞的“三段警备制”把军队、宪兵、警察拧成一股绳，撒网似的监控全岛，再配上“保甲条例”的连坐法，一家出事全族遭殃，邻里之间只能互相提防，原本热络的人情社会被搅得人人自危。 这位总督还干过更缺德的事，1897年颁布《台湾鸦片令》搞鸦片专卖，日本人卖鸦片给台湾人合法，台湾人卖给日本人却要判死刑，明摆着就是用毒品削弱台湾人的骨气，靠着这种肮脏手段，殖民当局每年能从鸦片里捞走数百万银元，全是台湾人的血汗钱。 日本人在台湾从来不是来“建设”的，说白了就是来抢东西的。他们借着“土地调查”的由头，把96%的山林和14%的耕地都划到自己名下，然后逼着台湾农民种甘蔗、种水稻，却把定价权死死攥在日本制糖会社手里。 100斤甘蔗只能卖6毛钱，农民种一万斤甘蔗才得60块，可成本就得500块，辛苦一年不仅赚不到钱，还得倒贴进去大笔本钱。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已经控制了台湾87%的制糖资本，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都往日本运，1935年更夸张，99%的大米、96%的砂糖和92%的香蕉全被强行拉走，台湾成了日本嘴边的“粮仓”，自己人却常常吃不饱饭。 阿里山的参天大树也没能逃过一劫，为了运木材，日本人修了铁路，那些铁轨哪是什么“建设遗产”，根本就是抽走台湾资源的输血管。 武力掠夺和经济剥削还不够，日本人还要刨掉台湾人的根，搞起了“皇民化运动”。妈祖、关公这些传统信仰被禁了，家家户户得把祖宗牌位换成日本的“神宫大麻”，逢年过节要拜天照大神。说话也得改，讲汉语要罚钱，公务场合不说日语直接丢工作，门口挂个“会说日语”的牌子才能在配给时多领点东西，简直是把语言当成了压迫的工具。 更过分的是“创氏改名”，好好的中国姓氏不能用，非得安个日本姓，就算有人想办法在名字里留点心眼，也躲不过被同化的强迫。学校里更是彻底封杀中文，台湾孩子进的公学校教的全是日本历史，要对着天皇画像鞠躬，原住民小孩只能去更差的“蕃童教育所”，连受教育的权利都分了三六九等。 敢反抗的人下场更惨，1930年的雾社事件就是最血淋淋的例子。马赫坡社的泰雅族人被日本巡警吉村当众羞辱，长期的压迫终于憋成了怒火，在莫那·鲁道的带领下，300多人趁着“台湾神社祭”的运动会发动起义，打下了雾社全区，杀了134个日本人。 可日军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一下子派来1400多军警，飞机大炮齐上阵，最后居然用上了毒气弹，对着深山里的起义军疯狂投掷。 起义军撑了36天弹尽粮绝，莫那·鲁道带着族人自杀，343人战死，296人自尽。 这还不算完，第二年日本总督又挑唆道泽部落袭击幸存者，搞出“第二次雾社事件”，214个泰雅人遇害，后来又以“参与起义”为由捕杀了23个幸存者。到1937年，原本兴旺的泰雅部落就只剩230人，整个部落差点被灭族。 这样的反抗其实从来没断过，只是大多被日军的武力压了下去。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搞的“三段警备制”把全岛变成了监狱，警察站密密麻麻地铺开，平均每200个台湾人就有一个警察盯着，稍微有点异动就会被镇压。 到了二战后期，日本人兵员不够了，又在台湾设“战士训练所”，把台湾青年拉去当“义勇队”，逼着他们为“大东亚圣战”卖命，不少人成了战场上的炮灰，连尸骨都回不了家。 这五十年里，台湾人手里的土地被抢了，辛苦种出的粮食被运走了，祖宗的信仰被拆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留，敢反抗就遭屠杀，想活着就得忍气吞声。 19任总督换了一茬又一茬，手段换着花样地狠，从鸦片毒化到武力镇压，从经济剥削到文化洗脑，把台湾当成了予取予求的殖民地。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伤痛，不是几十年时间就能抹平的，毕竟谁也忘不掉亲人枉死的冤屈，忘不掉被掠夺的苦难，更忘不掉被强迫抛弃自我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