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杀害过小萝卜头的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偷偷将19名革命志士放出监狱，这一举动让本该处极刑的他有了一个意外的结局！ 杨钦典是个穷人家的孩子，1918年生在河南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在那个年代，一个穷小子想出人头地，路子窄得很，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杨钦典选了后一条，图的也简单——“当兵扛枪，肚里不慌”。 1940年，22岁的他考进胡宗南办的军校。别说，杨钦典人长得高大，模样也周正，毕业后先是进了骑兵部队，军饷比步兵高，吃饱饭的梦想算是实现了。后来，更是被选中，调去当了蒋介石的警卫。这在当时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可他没得意多久，就被一纸调令派到了重庆，进了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白公馆，当了个看守班长。 白公馆，听着像个大户人家的宅子，实际上是军统头子戴笠改建的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杨钦典上班第一天，长官就训话：“这里关的都是‘共匪’，一群亡命徒，对他们不用客气，越狠越好。” 一开始，杨钦典确实是这么干的。他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一份拿钱吃饭的差事。但日子久了，他心里开始犯嘀咕。他发现，牢里的这些人，跟长官嘴里的“凶神恶煞”根本对不上号。黄显声将军、宋琦云、徐林侠夫妇……这些人谈吐儒雅，意志坚定，就算戴着镣铐，腰杆也挺得笔直。他们不像犯人，倒像是先生。 尤其是宋琦云夫妇，看杨钦典也是穷苦出身，就有意无意地跟他聊天，给他讲革命的道理，讲国民党怎么失去民心，讲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杨钦典嘴上不说，心里却像被投下了一颗石子，一圈圈的全是涟漪。 这些年国军什么德行，他看得比谁都清楚。渐渐地，他的枪口不再那么冷硬，值班的时候，会偷偷给牢里的同志行个方便，递个东西，传个话。他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工作”，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命运的十字路口。 1949年，解放军摧枯拉朽，老蒋败局已定。这个已经失去理智的独裁者，在逃离大陆前，下达了一道丧心病狂的命令：对关押的革命志士，全部处决。 9月6日，杨钦典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处决宋琦云一家。当他看到那个瘦小的孩子，那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小萝卜头”时，他犹豫了。孩子只有8岁，一双大眼睛清澈得像山泉，怯生生地望着他。 命令下来了，他不敢不从。他闭着眼，用颤抖的手卡住了小萝卜头的脖子，却怎么也下不去死手。旁边的特务杨进兴等得不耐烦，一把推开他，举起带血的刺刀捅了上去。那一瞬间，小萝卜头细弱的身体倒了下去，也把杨钦典的人生彻底推入了黑暗。 事后，他脑子里全是孩子临死前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不解和恐惧。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手上的血好像怎么也洗不掉。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一旦重庆解放，他必死无疑。 两个多月后，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的前三天。国民党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大屠杀。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枪声响了一整天。 那天晚上，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临时被调去渣滓洞，只留下杨钦典和另一个看守，守着牢里最后19名同志。杨钦典心里清楚，等杨进兴回来，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 听着远处隐约的枪声，他内心的恐惧和愧疚交织在一起，他想起了小萝卜头，想起了宋琦云夫妇跟他讲的那些道理。牢里的罗广斌看出了他的动摇，隔着牢门对他喊话，劝他给自己留条生路。 “我放了你们，杨进兴饶不了我！解放军会饶了我吗？” 杨钦典终于喊出了心底的恐惧。 罗广斌立刻向他保证：“我们这19个人都可以为你作证！共产党说话算数，你这是重大立功表现，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杨钦典一咬牙，掏出钥匙，打开了那扇沉重的牢门。他把19名革命志士带到监狱的后墙，让他们从一个被炸开的洞口逃了出去。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中，杨钦典瘫坐在地上，长出了一口气，感觉那块压在心上两个多月的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重庆解放后，杨钦典在罗广斌等人的带领下，主动到公安局自首。因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政府对他既往不咎，甚至还安排他进了公安局工作。但杨钦典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手上沾着小萝卜头的血，没脸穿上那身制服。 他回了河南老家，重新做回一个农民，仿佛一切都回到了原点。他娶妻生子，过着最平凡的日子，从不向人提起自己的过去，无论是功是过。 1966年，特殊时期来临，他因“历史问题”被翻了出来，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判了20年。在狱中，有人逼他承认，当年那19个人是国民党故意放出去的“潜伏特务”。只要他点了头，就能减刑。但杨钦典硬是扛下了所有的折磨，只有一句话：“他们是我放的，他们是清白的。” 就这样，他又一次救了那19个人。 1982年，在罗广斌等人的奔走下，法院重审此案，杨钦典被无罪释放。当他走出监狱时，已经是个64岁的老人，在外面的世界里，妻子早已病故，儿子也因他受到牵连。 晚年的杨钦典，活在深深的忏悔里。2007年，杨钦典病逝，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