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不能建，否则迟早要被炸掉。”1992年，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强烈反对建设三峡大坝，为何我国坚持要建呢？ 黄万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他的学术背景、技术能力和历史影响力在中国水利界都有很高的地位。 他对中国河流治理体系的批评独到而前瞻，尤其对大坝工程的潜在生态、地质和社会风险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 这些观点也并非空穴来风。黄万里颇具远见卓识，精准预判了部分水利工程诸如淤积、移民难题、地质滑坡等后续问题。基于此，他反对三峡大坝建设，实有技术与现实层面的坚实依据。 但问题来了，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专家的强烈反对，为什么国家仍然选择推进三峡工程？这个问题如果只用“政治决策”一笔带过，那就太过草率了。 事实上，三峡大坝的建设牵涉到的是更大层面的国家战略、能源结构调整、防洪安全和长江流域整体开发问题。 1990年代，正值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初期，沿江城市快速扩张，电力供应面临极大压力，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反复遭遇洪灾，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三峡大坝被视为一个集发电、防洪、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其战略意义远不止于水利本身。 从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再到大量科学家与工程师的联合评估，三峡工程的推进并非拍脑袋决定，而是经历了反复论证。 虽有分歧，但最终主导意见认为，三峡的综合效益值得承担其潜在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尚未形成多元能源结构，水电在全国能源供应中的占比极高。 而三峡一旦建成，提供的电力相当于几个中型电站的总和，能有效缓解东部地区的用电紧张。再加上三峡坝区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具备大坝建设的基本条件，这些都是当时支持派的重要理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反对者的声音毫无意义。黄万里的预警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现实对应，比如移民问题远比预估复杂，生态系统的变化也的确存在。 但这些问题并未如某些悲观预测那样失控。相反，三峡工程在运行过程中不断调整管理机制，通过生态补偿、水资源调度、地质监测等手段，逐步缓解了一些初期出现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大型工程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决策，它往往是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三峡工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 它不仅仅是一个水坝，更是一个政治信号，展示中国有能力集中国力完成世界级基础设施。 这种“象征性”，在当时的国际与国内语境下，有其特定的现实意义。虽然我们今天可以从多个角度审视它的得失，但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可能没有比三峡更符合当时国家需求的大型水利工程了。 当然，反过来看，如果今天再做一次决策，是否仍然会选择三峡方案，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技术在进步，理念在变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成为新的共识。 如果说当年是“发展压倒一切”的必然选择，那现在我们可能会更多考虑生态影响与可持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年的选择是错误的，而是时代背景不同，判断标准也随之变化。 说到底，黄万里的话语之所以至今仍被讨论，正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对权威技术方案的质疑精神。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值得珍视。 即便最终决策与他意见相左，他的存在也让决策过程更加严谨与多维。更重要的是，三峡工程本身也没有将反对声忽视到底，而是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回应、调整、完善。 国家为何坚持建设三峡大坝？答案不是一句话能讲清的。它不是简单的对错之争，而是一个复杂现实下的理性权衡。 在黄万里的技术预警与国家发展需求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但这并不等于否定前者的价值，反而是提醒我们，所有宏大工程的背后，都必须有多种声音的碰撞与融合。 素材来源：三峡大坝：以大国重器的巍峨守护长江之美 2024-10-12 22:52·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