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阳，一名女子每年花四千多元买保险，连续十年坚持投保，本以为这是为自己的人生加上一道保障。谁知在确诊肿瘤后，保险公司却以“不属于恶性肿瘤”为由拒绝理赔。女子一怒之下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了。 2015年，向某开始为自己投保，每年缴纳保费四千多元。这份保险附带有一份保额18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约定如果确诊重大疾病即可获得一次性赔付。十年间，她从未间断缴费。 2022年，向某因身体不适就医，被确诊为骨巨细胞瘤，并接受了手术。三年后，即2025年1月，她因复发再次住院。出院诊断中明确写道：骨巨细胞瘤属于交界性肿瘤，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具有一定复发和转移可能。 得知诊断结果后，向某第一时间想到自己投保的重疾险。她认为骨巨细胞瘤虽属交界性肿瘤，但其恶性倾向明显，理应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恶性肿瘤”范畴。于是，她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 然而，保险公司在审核后回复称：交界性肿瘤不属于恶性肿瘤，因此不在合同保障范围内。向某多次与工作人员沟通未果，对方坚持：“合同里写的是恶性肿瘤，您的病不符合定义。” 无奈之下，向某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支付18万元的重疾保险金，并豁免未来保费。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事实：双方合同合法有效，签订均属真实意思表示；争议焦点在于骨巨细胞瘤是否属于保险合同所指的“恶性肿瘤”。 肿瘤在临床上分为良性、恶性和交界性三类。在日常认知中，公众通常只区分良性与恶性，对交界性肿瘤鲜有了解。而本案的保险合同，在“恶性肿瘤”条款中未明确交界性肿瘤的地位，也未将骨巨细胞瘤排除在外。 更关键的是，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合同时，对“恶性肿瘤”的含义、分类及边界进行过充分说明。向某作为普通消费者，无法辨别交界性与恶性的医学差别，自然会按照日常理解将其归为重大疾病。 根据《保险法》第30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如对条款存在争议，应当按照通常理解解释；若有两种以上解释，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条款存在模糊之处，应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即偏向保护被保险人。最终，判决支持向某的全部诉请——支付18万元保险金，并免除后续保费。 判决一出，保险公司立即上诉。在上诉理由中，公司坚称：交界性肿瘤从医学定义上不等同于恶性肿瘤；原审判决混淆医学与法律概念，扩大了合同保障范围；合同已明确解释，无两种以上合理解释的可能；公司已履行说明义务，并提交了公证书证明。 二审法院对此逐条审查。根据《民法典》第496条：格式条款是为重复使用预先拟定，且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同时，第498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 法院认为，涉案合同确实未对骨巨细胞瘤是否属于保障范围做出明确说明，双方对条款理解存在分歧，而保险公司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尽到解释义务。基于“不利解释原则”，应当认定骨巨细胞瘤纳入重大疾病范围。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至此落下帷幕，但留给公众的思考却并未结束。 医学上，交界性肿瘤介于良恶性之间，但法律关注的是合同条款的明确性与解释空间，而非病理学上的绝对分类。这也是为何法院更强调条款解释的合理性，而非完全依赖医学结论。 它提醒所有投保人，阅读保险合同不能仅看宣传。应关注关键术语的具体定义，如“重大疾病”“恶性肿瘤”等，并向保险公司索要书面说明，避免日后因模糊条款陷入维权困境。 最后，这起案件也对保险公司提出警示。保险的本质是风险分摊与诚信契约。如果在销售时强调保障全面，却在理赔时以专业概念规避责任，不仅损害消费者信任，也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在社会层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补充社保保障。然而，合同条款的不透明与信息不对称，常常让消费者在理赔环节陷入被动。法律通过一系列条文，将解释责任更多地压在保险公司一方，这既是对行业规范的要求，也是对投保人权益的保护。 向某的坚持，换来的是司法对合同公平性的确认。值得深思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和向某一样，年复一年为保险缴费，却从未真正读懂合同。当风险来临时，才发现文字背后的博弈。保险买的是安心，但安心要靠法律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