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宰相章惇贬至惠州时，岭南瘴疠之地，生活艰苦，北方亲友多年不得其音讯，便渐渐有传言说他已病故。然而苏轼却在惠州活出了另一重境界——他修桥劝农，酿酒作诗，甚至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洒脱之句。 章惇当权时推行“绍述”新政，对元祐党人打压极严。他亲手签发的贬谪令将苏轼兄弟等数十人流放至险恶军州，谁知命运轮回，元符三年正月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后旧党渐起，章惇因反对新帝继位遭弹劾，最终被贬雷州——这个他曾经批示苏轼弟弟苏辙前往的烟瘴之地。 当苏轼在北归途中抵达南昌时，太守叶祖洽问道：“社会上传说先生已经去世，怎么至今还在人间游戏呢？”苏轼答：“去黄泉的路上遇到了章惇，于是就返回来了。” 苏轼那句“途中遇章惇，故而折返”的戏言，很快传为朝野趣谈。但有心人却听出了弦外之音：雷州与惠州同属广南，两条贬官路线确有可能在某个渡口交错。据说章惇南贬时，其子章援曾暗中致书苏轼求情，苏轼回信中竟无半句怨怼，反嘱其“慎勿派人送物，恐遭牵连”，这份以德报怨的胸怀，令时人感慨不已。 更耐人寻味的是，章惇在雷州听闻苏轼复起的消息后，曾对家仆苦笑：“子瞻（苏轼字）若记旧怨，我命休矣。”然而苏轼掌制诰时，却坚持按制度给予章家子弟官职。某次朝议有人提议将章惇再度远窜，苏轼当即反对：“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岂可因私怨加罪？”这番言论引得新党旧党皆生微词——有人认为他乡愿，有人讥他矫情，但更多士林清议却赞其有“古君子之风”。 其实苏轼经历过更深的生死顿悟。在惠州时，爱妾朝云病逝，他自己也曾疟疾缠身，夜间常备棺木于榻侧。正是这种向死而生的经历，让他对政敌多了份悲悯。后来得知章惇在雷州因水土不服浑身溃烂，苏轼竟托人捎去药方，附信中说：“瘴乡医药难得，此方某亲身试验有效。”章惇收到后面向北方长揖及地，老泪纵横。 北归后的苏轼虽官复朝奉郎，却已无心党争。他常对门生提及章惇早年风采：“元丰年间共修《神宗实录》，子厚（章惇字）文采斐然，若专意学问，本可为一代宗师。”这种超越恩怨的评价，折射出北宋党争中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他们既是政敌，又是同出欧阳修门下的同窗，这种撕裂感恰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苏轼的“死而复生”不仅是个体命运的转折，更成为元祐党人命运流转的象征。当他在建中靖国元年七月真病逝于常州时，汴京百姓设祭巷哭，而远在雷州的章惇听闻噩耗，三日不食。后来他在贬所临终前，叮嘱子孙在其墓碑上只刻“宋故宰相章惇之墓”，却命人将苏轼当年所赠药方誊抄陪葬——这段纠缠半生的恩怨，最终以沉默的方式达成了和解。 历史往往在细节处显露真容。苏轼与章惇的这段公案，既可见宋代士大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教养，也折射出党争对人际关系的摧残。而苏轼那句看似戏谑的“黄泉遇章惇”，或许正是他用幽默化解苦难的智慧：既然人间已是修罗场，何必再把恩怨带往来生？这种通达，比任何道德说教都更深刻地照见了北宋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
和平使者
“苏轼掌制诰时，却坚持按制度给予章家子弟官职；北归后的苏轼虽官复朝奉郎，却已无心党争。”为什么我看过的几本苏东坡传记都是讲苏东坡北归后就死在常州的？也没去京城啊，苏辙倒是去了，也没复官。何况苏东坡从来就是没有有心去党争，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太激进，也反对司马光后来一刀切，所以有人说他不懂政治，我认为他是心系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