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一月内被彭总三次调动，从拟任边疆市委书记到大军区副政委 “老范，七天内到迪化报到，不用多带行李。”1950年9月26日，西苑机场一间简陋的小屋里，彭德怀边在地图上比画边开口，一句干脆的吩咐让在场的范明愣了半秒。谁也没想到，这只是那一个月内连续三次任务变动的第一声锣。 短短三十来天，迪化、西藏、朝鲜这三条线像三股拉扯的风，把他推得头晕眼花。身边的警卫员悄悄嘀咕：“首长，咱这是走马灯啊？”范明笑了笑，没有回答。在地下工作摸爬滚打十几年，见惯了局势突变，可这么密集的调令，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追溯起来，范明的履历与常见的“战场少将”截然不同。1914年冬天，陕西蒲城一个商户家庭添了这个眉眼清秀的男孩。1931年上海“铁马请愿”风声鹤唳，他跑在最前面高喊口号，隔天就被拉去警署做笔录。事情闹大，他索性转回西安求学，顺势加入共青团。 1934年与上级失联，他不得不找条“体面”出路，跑到贵州盐务局领了一份薪水。表面拿着国民政府的俸银，暗地却留心一切可用的渠道。这种身份“反差感”在那个年代不算稀奇，但能把双面角色演得滴水不漏，还真需要极硬的心理素质。 1937年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复课，他混在学生里读书，也混在教导队里“讲政治”。当时的38军军长赵寿山对他颇有好感，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家这位教员是地下党员。课余时间，范明拉着青年军官讨论“国家出路”，同时把入党介绍信塞进对方枕头底下。到1944年撤回延安时，他已经在38军铺就一张细密的关系网。 抗战结束，人心躁动。西北局缺一位既懂军情又擅统战的多面手，于是把范明推到台前。胡景铎起义、傅作义谈判，多处都有他奔走的影子。有人评价：“他不拿枪，却能瓦解一个旅。”夸张？冷静想想，西北野战军在洛川一役收编近万俘虏，新兵训练和思想改造流程正是他出手设计的。 1949年秋，和平解放新疆进入冲刺期。范明与张治中、袁仲贤在北平西单某处茶楼反复磋商，最终敲定“部队不进城，干部先入城”方案，一举稳住迪化局面。彭德怀因此点了他的名——到新疆任市委书记兼某师师长，“民族事务你比谁都熟”。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新疆谈判刚见雏形，中央决定筹备进军西藏。彭总一拍桌子：“少数民族问题，还是老范行。”调令第二次下达，原本飞往乌鲁木齐的机票作废，换成了西宁经香日德的陆路通行证。那年青海入冬早，汽车钻进风雪，他在戈壁滩上一边写工作提纲，一边琢磨与班禅的下一次会面。 第三次调动来得更突然。10月中旬，朝鲜局势吃紧，彭总兼任志愿军司令员。电报一句话：“随我赴朝，负责后方联络。”几天后，又一份指令把他“叫停”——张宗逊拍板：进藏任务不能再拖。范明苦笑：“这回就当部队拉练吧。”时间过去不到一个月，三张纸、一支铅笔就把他的行程折叠成了抛物线。 11月12日，他正式被任命为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担任西北西藏工委书记。翻阅当年的公文，批示语只有八个字：“工作特殊，不计资历。”换句话说，组织最需要的不是资历，而是对西藏局面的快速判断与灵活处置。 部队沿唐古拉山脉一路艰行。风雪中，范明和藏族向导围着马灯交流，他脱口说出了简单的藏语寒暄。向导意外地点头，随行参谋暗自佩服：“书记在延安学的那点藏语可没白背。”正是这种“接地气”的沟通，让后续布达拉宫广场的会师更显从容。1951年春，西南18军、范明部与地方政府共同举行庄重升旗仪式，两条进藏路线在拉萨正式合流。 1952年初，西南、西北两套班子整合，张国华、范明分别出任书记、副书记。军区当时仍是正军级单位，管理链条复杂，人手短缺。范明干脆把自己往“总务主任”方向用：外交、民政、补给，全包；夜里回到宿舍，还要批改藏语教材。有人感慨：“他仿佛脑子里有个多线程处理器。” 1955年军区升格为大军区，范明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任第一副政委。这顶星星来得并不轻松：边境清查、修机场、办民校，不论哪件都是摊在他面前的硬骨头。说句大白话，他从未坐在雕梁画栋的办公室里享清福，大多数时间蹲在简易工棚与工程兵、地方干部开会。 1958年以后，西藏局势又起波澜，范明面临的难度陡增。有意思的是，即便在最吃紧的节点，他依旧保持早六点起身背藏文例句的习惯。后来有人回忆：“范副政委一见到新转来的藏族干部，先用家乡方言跟对方聊两句，气氛立刻松了。”这种细节往往比正式指令更有穿透力。 评价范明，有人用“在刀锋上跳舞”形容。他不主张用枪口去解决所有问题，偏爱通过谈判、统战、教育来拆雷。一路走来，既有地下党岁月留下的隐秘手段，也有干部教育里练就的耐心。用现在的话说，他属于“复合型人才”。 当然，命运并没有一直向他报以掌声。1958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出现坎坷，部分原因来自形势突变，部分原因则是他秉持的工作方式与当时的某些做法并不完全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