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频繁调动，妻子也随着调动，提出不想这样了，影响她的工作！ “1962年深冬的一个夜里，宣化的寒风直往窗缝里钻——‘老高，我真不想再跟着你搬来搬去了，银行、学校、供销社，哪一份工作都干不长，咱得想个法子。’”白竟凡把茶杯往桌上一搁，语气不高，却透着决绝。 这一句话，把高存信从文件堆里拽回了现实。打从1937年进了八路军，他的日子就是“行军—驻防—再行军”循环播放，可他忽略了，妻子也有自己的职业轨迹。部队调动频繁，文职家属却要重新找组织、认人脉、跑落户，难免心力交瘁。平心而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随军家属同样承受巨大代价，这在当年并非个案，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回头看高存信的履历，曲折得像晋察冀的山路：抗战初期投身革命，毕业于旧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炮科，随后在晋察冀军区扎根多年。解放战争打到最紧张的关头，他已是炮兵旅长，后来又做过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1955年授衔时，他肩章上一颗金星，再加花叶，正式成了开国少将。然而星光的背后，是一张地图多次被划线的脚印。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华北军区，1950年被抽调朝鲜前线，在那边一待就是20个月。朝鲜山头炮声轰鸣，他埋头算射表；可北京小洋楼的大门口，妻子抱着孩子等信。一封家信辗转数十天才能送到，每次读完，白竟凡就得继续上班——那时她在全国供销总社做财务。不得不说，两人隔着鸭绿江的日子，全靠邮路维系。 1952年底，他从前线回国，直接去了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任主任。妻子抱着调令南下，辗转两千里，成了南京建行的副行长。表面看是“家属照顾”，实际背后要重学地方关系，还得应付孩子转学、房子分配等问题。高存信白天讲授《炮兵射击学》，晚上陪妻子算机关家属宿舍的平米数，忙得团团转。 有意思的是，1956年学院决定抽调人手筹建独立的炮兵学院，地点却定在河北宣化。南京到宣化，铁路倒不了几趟，可气候、物价、人情全得重头来。白竟凡为了家庭再度松绑，离开银行系统，到宣化四中当书记，还兼了文教局长。外人称赞她“能文能武”，她心里却苦得很——金融与教育隔行如隔山，这一跳，专业积累又归零。 1962年的那杯茶，终于把积怨掀开。白竟凡向原单位供销总社递了申请，希望回北京继续管财务。“组织可以考虑，只要部队也点头。”供销总社回电干脆。高存信没多话，签字同意。他懂得：自己服从命令无条件，但夫妻生活是两个人的战场，总不能让对方永远做义务兵。 同年夏末，白竟凡领着孩子坐上进京列车，临走时只说一句：“咱两地分居就分居，至少年年能见几次，总比把全家拖来拖去强。”车窗掠过塞北草色，一场个人“调动史”就此翻篇。回京后，她被任命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政治部学校处处长，业务对口，手脚终于能伸展开来。 提到住处，不得不提高家老父。高崇民早年跟随孙中山，留日办报，后来又担任张学良的秘书，可谓交游遍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公开倒向抗日，还参与促成西安事变的善后协调。建国后，这位老知识分子干脆入了党，在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连任两届副主席，后来又坐进了全国政协的主席台。这样一位老资格，在北京有一处公家院子，正好给儿媳“落脚”。 父子档在共和国史册上并不少见，但像高家这样“父子双副省级，一个将星闪耀”，依旧罕见。遗憾的是，荣耀并不能填补夫妻分离的缝隙。1966年以后，政治风云突变，军校整训频繁，通信几乎停摆，高存信和妻儿整整四年没见，连逢年过节也只能靠北京—宣化间断开的长途电话硬撑。那段时间，两人都默契地把“调动”二字藏进心底，谁都不敢再提。 等到1972年形势稍缓，高存信被调回北京，任炮兵副政委，夫妇才再度同桌而食。此时儿子已长到青年，叫他“老高”的语气里带着半分疏离。时代转弯的速度太快，再铁的军人也得适应家庭重组的尴尬。庆幸的是，离京后他仍握实战经验，又懂教学，一纸调令就让他扎根总参谋部炮兵部。1982年退居二线，他终于不用背着行李袋在地图上漂移。 如果把高存信与白竟凡的经历摊在一张时间轴上，可以看到两条轨迹不断交叉、又不断分岔：一边是国家需要的炮兵指挥官，一边是专业扎实的金融与文教干部。随军家属制度为军人解后顾之忧，却难免压缩了家属个人发展空间，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极为常见。直到1980年代，军队干部安置和家属就业政策逐步完善，这样的矛盾才慢慢缓和。 试想一下，若当年白竟凡没有决心回京，看似团聚的家庭很可能继续“行军式”漂泊。她那句“我也是干部”点破了问题本质：军属并非附属品，而是国家建设的另一股人力资源。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政策文件中才会不断强调军属就业保障、子女入学优待等条款。 今天翻检档案，高存信的军功章依旧闪亮；再去供销总社档案室，也能看到白竟凡署名的业务报告。两份事业并立，却不互相遮蔽，这恰好说明，个人价值与家庭责任可以并行为国分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