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那段历史，你要是光看文件，就没意思了。 文件上都是字，冷冰冰的。 得去想当时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那个环境下，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就说凯丰吧。萍乡出来的伢子，聪明，脑子活，不然也考不上学，也去不了莫斯科。你想想看，二十来岁，出了国，到了全世界革命青年都向往的“圣地”，学的是最时髦的马列主义，老师都是国际上有名有姓的理论家。那感觉，跟现在去哈佛剑桥念书差不多，甚至更厉害。回来以后，那肯定是觉得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看谁都像土包子。 这种心态，不光他有，当时从苏联回来的一批年轻人都这样。他们觉得，革命是个技术活，有说明书的，说明书就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看不起毛泽东他们那些在山里打游击的，觉得那都是农民习气，不正规，迟早要完蛋。所以，当博古、李德他们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完全照搬苏联那一套，打阵地战，搞堡垒对耗，凯丰他们是真心拥护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正规军”的打法，高级。 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输得底裤都没了。从江西一路往西跑，叫长征，说得好听，其实就是逃难。湘江边上，几万人一下子就没了，那不是数字，是一个个活人。这种失败，对那些把理论看得比天大的人来说，是最要命的。因为现实跟书上写的，完全对不上号了。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了遵义，大家才终于坐下来，掰扯掰扯，到底问题出在哪。屋子里吵得肯定很厉害。毛泽东他们一帮人，说话直接，不绕弯子，直接就说指挥有问题，打法不对。这就等于是在否定中央的路线，否定从莫斯科请来的洋顾问。 凯丰当时肯定急了。在他看来，这是要造反，是要否定他所学的一切，否定他信仰的一切。所以他跳出来，跟毛泽东吵。他说你懂什么马列，你就是读了点《孙子兵法》。这话，其实是他急眼了，是把他心里最想说的话给喊出来了。在他眼里，毛泽东那套东西，就是阴谋诡计，是上不了台面的土办法，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沾边。 你看，这就是当时最大的矛盾。一边是“本本派”，一边是“实践派”。“本本派”觉得，我有真理，你们都得听我的。“实践派”觉得，什么真理不真理，活下来才是硬道理。 会开完了，毛泽东他们算是占了上风。但真正让凯丰这种人服气的，不是会上的辩论，是接下来走路打仗的事实。 部队出了遵义，整个就不一样了。以前是傻乎乎地往前冲，跟敌人硬碰硬。现在呢？毛泽东指挥，那叫一个眼花缭乱。带着几万残兵，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里钻来钻去。今天往东，明天往西，渡过河，又杀回来。别说敌人被搞糊涂了，自己人都不知道明天要去哪。这就是四渡赤水。 这种打法，按军事教科书来看，简直是乱来。但结果呢？敌人被拖得精疲力尽，红军反而跳出了包围圈。这种事，一次是偶然，次次都这样，那就不是偶然了。凯丰就在队伍里，他每天都亲眼看着。他看着自己信奉的“正规战”把队伍带进绝路，也看着被他鄙视的“土办法”让队伍死里逃生。 这个过程，对他来说，肯定是一种煎熬。等于是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过去相信的东西，亲手给否定掉。这个弯，不好转。但事实摆在眼前，不转不行。因为路是自己走的，仗是自己打的，人是自己身边死的。没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了。 所以，后来他自己想通了。找了个机会，在会上公开承认，说我错了，遵义会议上我不对，现在我服了，就得毛泽东来指挥。这个举动，不得了。你想想，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知识分子，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是个傻瓜。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也说明，他这个人，本质上是追求进步的，不是那种死不认错的犟种。 其实，凯丰的转变，就是当时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缩影。这个党，一开始也很年轻，也很迷信“洋本本”。摔了几个大跟头，流了无数的血，才慢慢明白过来，中国的路，得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别人的地图再好，也解决不了自家门口的问题。 从遵义会议开始，才算是真正有了点“当家做主”的意思。所以说，凯丰这个人，你不能简单地说他好或者坏。他就像那段历史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年轻的政党，是如何在痛苦和失败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这个过程，一点也不光鲜亮丽，甚至可以说有点狼狈，但它真实。历史，往往就是这么个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