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段苏权因嫌弃军衔太低，竟然在众目睽睽下撕下肩章愤然离场。而段苏权不甘心也是有理由的。在资历上，他十岁就投身农民运动，不久后加入共产党。也算是我党元老级别的人物了。在职位上，段苏权曾担任四野八纵的司令员。 段苏权，14岁加入共青团，16岁就拉着一帮同龄人参加了工农红军，起点就比很多人高。 1934年，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贺龙和任弼时决定主力向湘西转移。可总得有人留下来断后，拖住敌人的追兵啊。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新组建的黔东独立师头上。 谁来带这支几乎注定要被牺牲的部队？贺龙和任弼时亲自点的将，师长王光泽，政委就是年仅18岁的段苏权。 一个18岁的年轻人，肩上扛着上千号人的性命，还得面对敌人六个团的围剿。贺老总临走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段，你们在这里坚持20天，20天后就想办法突围，跟主力会合！” 段苏权没含糊。他跟师长王光泽一合计，先把伤员安顿好，然后带着那700多号人，在黔东根据地周围大张旗鼓地跟敌人干上了。他们四处出击，故意闹出大动静，还打出“誓死保卫黔东根据地”的口号。 这招还真灵。敌人以为这就是红军主力，立马调集重兵，把原本追击贺龙部的兵力都撤了回来，一门心思要吃掉这支“硬骨头”。段苏权他们压力山大，苦战了十多天，硬是顶住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眼看20天的期限快到了，11月25日，段苏权和王光泽决定带部队突围。可就在突围的路上，一颗子弹打中了段苏权的右脚脚踝，骨头当场就碎了。他走不动了，为了不拖累大家，他咬着牙让师长王光泽带人先走，自己留了下来。 王光泽率领的余部在突围中遭遇伏击，几乎全军覆没，王光泽本人被俘后英勇就义。只有寥寥几个人，最后找到了主力部队。 而段苏权呢？他被战友藏在了秀山县一个叫李木富的贫农家里。 命是保住了，可脚上的伤却越来越重。因为没得到及时治疗，脚踝里的碎骨头和烂肉混在一起，脚趾头都感染烂掉了。段苏权是个狠人，他愣是自己咬着牙，用手把伤口里的碎骨头一块块抠了出来。 伤稍微好了点，他就拄着李木富给他做的拐杖，告别了恩人，一瘸一拐地踏上了寻找部队的路。他衣衫褴褛，形容枯槁，饿得实在没办法，只能沿路乞讨为生。一个曾经的红军师政委，就这么成了一个没人多看一眼的乞丐。 他想回老家湖南茶陵，先养好伤再做打算。一路上，靠着乞讨和打零工，他终于在1935年回到了家。村里人都以为他是在外面混不下去的逃兵，谁也想不到他曾经的身份。父亲为了保住他这个独苗，花光了积蓄，四处托关系，还赶紧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让他安安分分地做起了卖盐的小生意。 直到1937年9月，机会终于来了。一个老战友回家探亲，段苏权从他口中得知了八路军在山西太原设立了办事处。他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就跟家里人说要走。家里人知道他心意已决，东拼西凑，给他凑了34块银元当盘缠。 他在太原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老领导任弼时。 任弼时看到他，又惊又喜，拉着他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还给你开了追悼会！” 失联三年，段苏权终于归队。组织上对他很重视，先是送他去抗大学习，后来派他到晋察冀军区从事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司令员，成了四野的一员猛将。 1952年，全军干部评级，段苏权被评为“准兵团级”。到了1955年授衔，这个级别的干部，58个人里有54个被授予中将军衔，贺炳炎更是因为特殊贡献被授予上将。可轮到段苏权，军衔评定小组却因为他那“消失的三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拿不定主意，最后给了个“暂授少将”。 授衔仪式开始前半小时，他越想越气，一把扯掉了刚发下来的少将肩章，愤然离场。后来毛主席听说了这事，感慨地说了句广为流传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虽然心里有委屈，但段苏权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后来在昆明军区、福州军区都担任过要职，对工作依然兢兢业业。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他的为人。1964年他到昆明出差，住招待所时，服务员看他穿着朴素，不相信他是登记表上写的“6级干部”，自作主张在“6”前面加了个“1”，把他安排进了三人间。段苏权发现后，什么也没说，就那么住下了。直到后来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亲自来看望他，服务员才知道自己闹了多大的笑话。 建国后，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李木富夫妇。1983年，他专程回到贵州秀山县，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已经86岁高龄的李木富。 当看到恩人的照片时，段苏权百感交集，他亲笔写信，还多次寄钱过去。第二年，当地政府特意为李木富家送去了一块“红军的亲人”的牌匾，并将段苏權赠送的1000元钱交到老人手中。 1993年，段苏权因病去世，享年78岁。在他的追悼会上，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老人也来了，她看着段苏权的遗像，叹了口气说：“他这一辈子，受了不少委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