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这世上有些画面，一旦看到就忘不掉，比如一个穿着瓜皮帽、袖口磨得发亮的长衫的老人，正襟危坐，小心翼翼地把一块快发霉的窝头切成薄片，再把捡来的烂白菜帮子切成小块，最扎眼的是，他用的是一副缺了口的西式刀叉，胸前还系着一条褪了色的餐巾。 这幅怪诞的图景，就是袁克定晚年的日常。 这一套近乎偏执的仪式感，是他对抗命运的最后执着，也是解开他一生身份之谜的钥匙。 袁克定大半辈子都在为一个身份活着——“皇太子”，德国留学的经历，尤其是与德皇威廉二世的会面，让他对君主制那套威严的排场心生向往，他要的不是治国安邦的本事，而是那种独一无二的“体面”。 为了这个虚幻的身份，他什么都敢干，最出名的，就是伪造了一份《顺天时报》，上面全是拥护帝制的“民意”，硬生生把他爹袁世凯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他迷恋的，是“称帝”这个动作本身，至于后果，他似乎从没想过。 “洪宪”王朝梦碎，老爹去世，可他的“太子”架子还没倒。 他分到了巨额家产，却没想过经营，全砸在了维持排场上，包下整座戏楼宴客，重金追捧京剧名角，痴迷古玩字画，钱就这么流水般地花了出去，这不过是对昔日权力的拙劣模仿。 钱花光了，天津德租界的洋房也当了，他去找蒋介石，想把祖产要回来，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那一刻，他“皇太子”的身份才算彻底终结，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笑话。 政治上的体面荡然无存，物质生活也跌到谷底，袁克定从天津的洋房，一路搬到颐和园边的破屋，最后只能在北京郊区租个小屋，可有一样东西没变，那就是他吃饭的仪式感。 不管是在漏风的屋里，还是后来住进表弟张伯驹的承泽园，他吃饭前总要系上餐巾，用旧手帕把刀叉擦得锃亮，张伯驹看到这一幕，曾感慨说：“粗茶淡饭仪如日，只少宫詹注起居”，一句话点破了他内心深处那个不曾熄灭的太子梦。 这当然不是附庸风雅，当现实已经完全失控，唯一能被他掌控的，就只剩下餐桌上这点仪式了，这是他给自己划出的一道屏障，隔开了那个“一贫如洗的败家子”的社会标签，守住了最后一丝自尊。 就在他穷到要靠老仆捡菜叶子过活的时候，命运给了他一个考验，也给了他重塑“体面”的机会，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找上门，许以高官厚禄，想拉他下水，他穷，腿上的旧伤需要钱换药，甚至连炒菜的猪油都舍不得吃，但他拒绝了。 曹汝霖也来劝他，说把家产卖给日本人能换一大笔钱，他也一口回绝，最后，他干脆登报声明“因病谢客”，用一种消极却决绝的方式，守住了一个中国人的底线——不做汉奸。 被张伯驹收留后，他变得孤僻，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他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箱子德文书，里面是康德的哲学和歌德的诗集，在中央文史馆谋得一份月薪60元的工作后，他的人生从政治幻想家转向了学者。 1958年冬天，80岁的他在睡梦中离世，床头放着一本没翻译完的《浮士德》，扉页上，他亲手写下“忏悔录”三个字，晚年的他，从不提“洪宪”旧事，却时常念叨父亲教他写字的往事，看到张伯驹收藏的《游春图》，他感叹字画比权位更能长久。 袁克定的一生，都在寻找“体面”，从帝制的虚妄，到餐桌的仪式，最终，他在民族大义和书本里，找回了一个读书人的风骨，他的人生是个悲剧，却也深刻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如何在错位的时代里与自己搏斗，并最终找到灵魂的安放之处。 信息来源：《北洋军阀史话》 大众数字报《袁世凯的妻妾儿孙们》 光明网《“皇太子”袁克定的残烛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