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被捕入狱的女战士在给鬼子洗衣服时，竟发现了自己丈夫的衣服，她瞬间明白了原来自己被抓是因为丈夫当叛徒出卖了自己，于是她想到一个办法，用一张纸条巧妙的借日军之手除掉了丈夫。 1939年春天，东北大地依然春寒料峭，田仲樵被关押在日军宪兵队的牢房里，双手因为长时间在冷水中劳作已经冻得通红。这天，她像往常一样被押解到洗衣房，搓洗着堆成小山的日军军服。就在她翻检一件沾满泥点的土黄色外套时，手指突然触到内衬一处熟悉的针脚——那是她亲手缝补的痕迹，就在去年冬天，丈夫荀玉坤出发执行任务前，她特意在领口内侧绣了一朵小小的山茶花。 田仲樵的心猛地一沉，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揉搓衣服，脑子里却翻江倒海。这件外套分明是荀玉坤常穿的那件，如今却混在日军的衣物里。她想起三个月前那个雪夜，自己正是在丈夫知道的秘密联络点被捕，当时还以为是巧合。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叛变了，而且就在这座日军军营里。 接下来的几天，田仲樵一边机械地搓洗衣物，一边暗中观察。她注意到有个伪军军官常来送洗衣服，总爱用东北话和看守闲聊。有次听见他抱怨：“荀参谋这两天又赢钱了吧？昨晚听见他屋里麻将声哗哗响。”田仲樵低下头，用力拧干手中的床单，冷水顺着胳膊流进袖管，却比不上心里的寒意。 转机出现在某个黄昏。田仲樵被派去打扫审讯室外的走廊时，瞥见荀玉坤正点头哈腰地给日军军官点烟。四目相对的瞬间，荀玉坤慌忙别过脸去。当晚，田仲樵借着牢房窗户透进的月光，偷偷从内衣边缘撕下一条白布，用烧过的火柴梗当笔，蘸着稀粥写了张字条：“玉坤：假意投诚成功，继续潜伏。樵” 第二天洗衣服时，她故意把荀玉坤那件外套放在最上面。趁看守打盹的工夫，迅速将布条塞进内袋，还特意让一角露在外面。果然，下午就听见日军翻译在院子里咆哮：“搜！把所有支那人的衣服都给我翻过来查！” 三天后，牢房外的骚乱声惊醒了田仲樵。透过栅栏，她看见荀玉坤被反绑着拖过院子，昔日油光满面的脸肿得老高。两个日本兵边骂边用枪托砸他的后背：“支那狗，敢玩双面戏！” 田仲樵缓缓坐回草垫上，窗外飘来的樱花花瓣落在她结满冻疮的手背上。这个出生于1907年宁安县的农家女子，早在九一八事变那年就加入了抗日救国会。那时她总挎着个菜篮子，把情报藏在鸡蛋底下穿梭在城乡之间。有次遇到盘查，她当场磕开两个鸡蛋吞下纸条，还笑着对伪军说：“老总要不要也尝个新鲜？” 1935年调到吉东特委担任交通站长后，她常化装成乞讨妇人，顶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山林间传递指令。有年冬天护送同志过封锁线，她把自己的棉袄裹在伤员身上，结果冻掉了三个脚趾甲。这些艰难岁月里，荀玉坤曾是她最信任的战友，两人在煤油灯下一起抄写过的《东北抗日联军宣言》，墨迹仿佛还未干透。 处决叛徒的消息传来那天，田仲樵正被提审。日军军官拍着桌子吼叫：“你说！是不是你搞的鬼？”她抬起浮肿的眼皮，望着窗外说：“太君，樱花开了。”事实上，她后来才知道，那张字条只是导火索——荀玉坤叛变后太过张扬，早已引起日军怀疑，她不过是给了敌人一个动手的借口。 这场惊心动魄的除奸行动，后来被东北抗联老战士称为“布条计”。但田仲樵本人很少提及，只在晚年对采访者说过：“那时候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不能让他继续害人。”她更愿意讲述的是1939年越狱成功后，如何带着满身伤痕重新找到组织，继续在林海雪原里战斗到抗战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田仲樵在黑龙江的荣军院里安度晚年。每年清明，她都会在窗前摆一束山茶花，既祭奠牺牲的战友，也祭奠那个曾经热血青年最终迷失方向的灵魂。有护理人员记得，老人有次望着盛开的山茶花喃喃自语：“要是那年冬天，我给他棉袄里多絮一层棉花就好了……”花瓣飘落在她布满老茧的手上，那双手曾经洗过日军的军服，也曾握紧抗联的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