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红五军军长孙玉清被马家军俘虏后，敌人未能识破他的真实身份，将其送往火神庙关押，孙玉清一进火神庙，被俘的红军战士纷纷站了起来，用敬畏的目光注视着他，岂料，这时，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上前去，向其行礼道：“军长，你也来了？”敌人一听，又惊又喜！ 1937年，孙玉清才28岁，搁现在，也就是个刚在职场上崭露头角的年轻人。 那年春天，西路军兵败祁连山，那场面叫一个惨烈。孙玉清带着十几个人突围，在酒泉南山的冰天雪地里跟敌人兜圈子。没吃的没喝的，子弹也基本打光了，那不叫打游击，那叫“游”击，只能躲，没法打。最后，他跟大部队失散，成了“光杆司令”。 在观山河谷，他被当地的民团给围了。几十个手持长矛大刀的汉子，背后还有马家军的骑兵。孙玉清本想拼死一搏，但他看着对方的穿着，以为是普通老百姓，红军的纪律是死规矩——绝不向群众动枪。就这么一犹豫，他被俘了。 抓到他的人，看他那一身破烂的棉袄，脚上缠着烂毡片，跟个叫花子没啥两样，谁能想到这是个军长？审问他的时候，孙玉清也机灵，一口咬定自己叫“陈泽功”，是个普通的通信员，跟部队走散了。这理由天衣无缝，加上他那副“落魄”的样子，敌人信了七八分。 就这么，他被当成一个不起眼的小兵，押送到了酒泉城里，最后关进了火神庙战俘营。 说真的，如果故事到这里，孙玉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当时西安事变刚过，国共准备合作抗日，马家军对处理红军高级战俘也有些犹豫。只要他能熬下去，或许就能等到被营救的那一天。 可命运，有时候就爱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那天，孙玉清被押进火神庙的大门。庙里关着的，都是被打散的红军战士，一个个衣衫褴褛，神情麻木。那是一种从身体到精神的极致摧残，很多人可能连活下去的念头都快没了。 然而，当孙玉清的身影出现时，奇迹发生了。 原本死气沉沉的战俘营，突然起了骚动。那些或坐或卧的战士，看清来人后，眼里瞬间迸发出了光。他们挣扎着，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腰杆挺得笔直，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上。他们用一种混杂着崇敬、心疼和希望的复杂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军长。 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纪律和尊敬。孙玉清，是他们的主心骨，是他们的军魂。即便身陷囹圄，军魂不倒。 就在这肃穆的时刻，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战士，可能是太激动了，也可能是觉得见到了亲人，快步走到孙玉清面前，“啪”地一个立正，行了个标准的军礼，脱口而出： “军长，你也来了？” 这句话，声音不大，但在场的每个人，包括那些看押的马家军士兵，都听得清清楚楚。 被俘的红军战士们脸色煞白，他们意识到了什么。那个敬礼的年轻战士，更是当场僵住，眼神从激动变成了惊恐和无尽的悔恨。 而旁边的敌人，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他们踏破铁鞋无觅处，一个红军的军长，就这么戏剧性地自己“暴露”了。 这声“军长”，是战士发自内心的依靠和尊敬，却也成了敲响孙玉清丧钟的锤音。这可能是战争史上最令人心痛的“乌龙”之一，一次由忠诚引发的悲剧。 身份暴露后，一切都变了。马家军高层，比如旅长马步康，亲自出马审讯。他们不再用刑，反而给孙玉清洗澡、换衣服、好吃好喝招待，玩起了攻心计。参谋长韩得庆跟他聊天，感慨地说：“你不到三十就当军长，是少年英雄。我都四十了，还只是个参谋长。” 面对这一切，孙玉清知道再也无法隐瞒。他平静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说：“胜败兵家常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然而，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其实早就注定了。早在古浪战役时，马步芳为了邀功，就已经向南京发电报，谎称“击毙了孙玉清”。现在一个“已死”的人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这不是打委员长的脸吗？为了圆这个谎，孙玉清必须死。 1937年5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几个士兵以“有人要见你”为由，将孙玉清带到一个马厩里。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把大刀从背后砍下……这位年仅28岁的红军高级将领，没有死在冲锋陷阵的路上，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屈辱地牺牲了。 孙玉清被俘时，他的妻子陈淑娥也同在西路军中，并且已经怀有身孕。她同样被俘，为了保住丈夫唯一的血脉，这位坚强的女性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屈辱，被迫给马家军的军阀马元海等人做小妾。孩子出生后，为了保护他，取名刘龙，寄养在了一户姓刘的人家。 直到1949年西北解放，陈淑娥才重获自由，母子团聚。但因为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加上几乎所有战友都已牺牲，没人能证明她的身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多方努力和老红军的作证下，她的红军身份和与孙玉清的夫妻关系才被正式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