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尤其清后期，朝廷对汉人能臣的任用一直秉承这样一个原则：既要重用，又要控制。比如湖北巡抚胡林翼，任职不足一月，朝廷就将原荆州将军官文擢升为湖广总督，以旗人亲信来监视和牵制他。 清朝入关之初，统治者深知作为少数民族统治广大中国疆土的困难。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重用汉官的同时保持满族核心权力的掌控。他们设立＂议政王大臣会议＂，由皇帝亲信的满族王公大臣参与，讨论国家重大事务，确保最高决策权牢牢掌握在满族手中。同时，＂上三旗＂成为满族统治的核心支柱，其成员享有特殊地位和待遇，在朝廷中占据关键职位。 尽管如此，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必须依靠汉族士人的才能来治理广大疆土。康熙时期重用的张廷玉、雍正时期倚重的李卫等汉族能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权力始终受到严格控制。以张廷玉为例，虽然他担任大学士长达30余年，但康熙和雍正都通过双重任命、分割职权等方式防止他权力过大。李卫任职期间，雍正帝不断委派满族官员与其共事，形成有效监督。 到了乾隆时期，清朝的＂重用与控制＂制度日趋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是军机处的设立，这一机构既集中了重要决策权，又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分散了个人权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一岗双职＂制度在地方行政中得到广泛推行。总督与巡抚构成了地方最高行政系统的双重架构，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总督位阶较高，多由满族官员担任；巡抚则以汉族官员为主，负责更多的具体事务。 这种＂满汉搭配＂的用人制度使得汉族官员虽然被重用，但权力始终在满族监督之下。以两江总督高斌与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关系为例，两人权责分明但又相互牵制。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道光年间清廷对汉族能臣的态度经历了从相对信任到多重防范的转变。林则徐作为杰出的汉族官员，被委以重任处理鸦片问题，但其权力也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在查禁鸦片的过程中取得成效，朝廷仍然通过频繁调动、分割职权等方式防止其权力过大。魏源等汉族知识分子虽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主张，却始终未能获得足够的政治空间来实施改革。 这一时期，清廷强化了＂三司分立＂制度，将军、提督与督抚三者之间形成了更加复杂的权力制衡关系。军政分离策略的推行使得地方最高军事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对独立，各省旗营将军往往成为监督地方督抚的重要力量。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种＂重用又控制＂的策略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并在晚清时期呈现出新的特点。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面临严峻挑战，不得不更多地倚重汉族官员。胡林翼作为湘军重要支柱，因其卓越的治军才能和行政能力，于咸丰九年被任命为湖北巡抚。胡林翼是出身于贫寒家庭的汉族士人，通过科举入仕，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展现出非凡才能，深得曾国藩赏识。 然而，清廷对胡林翼的防范意识从未放松。就在胡林翼赴任湖北巡抚不足一个月时，朝廷便将原荆州将军官文擢升为湖广总督，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既要重用，又要控制＂的制衡局面。官文作为满族旗人，是朝廷的亲信，此举明显是为了监视和牵制胡林翼的权力。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逐渐平息，同治年间出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汉族能臣群体。这些人通过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功绩获得了清廷的信任，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军政大权。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成为清朝军事力量的主要支柱，他们不仅平定内乱，还领导洋务运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然而，清廷对这些汉族能臣的提防从未松懈，采取了多重控制手段。首先是相互牵制，如同治年间故意制造曾国藩与左宗棠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矛盾，让二人难以形成联合力量。其次是频繁调动，如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再调回两江，防止其在一地扎根过久。 第三是钱权分离，即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掌握军权，财政大权仍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员掌握。第四是亲信渗透，如在李鸿章幕府中安插多位满族亲信，实时监控其活动。第五是荣辱操控，通过赏罚体系维持汉臣忠诚，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被加封一等侯爵，同时又因军费问题受到严厉斥责。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汉族能臣的实权不断扩大，使得清廷统治者日益焦虑。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不仅掌握军权，还负责外交事务，权力之大前所未有。清廷通过多种方式限制其权力，如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提督，专门负责海军事务，与李鸿章分权。 到了光绪新政时期，满汉矛盾进一步加剧。一方面，汉族改革派如康有为、梁启超被重用参与变法；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又担心汉臣权力过大威胁满族统治，最终导致戊戌变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