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死之前，他回头望了望家乡” 请大家记住照片中的人，他叫——陈阿生。当兵之前是一个走街串户的小货郎，淞沪会战前夕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88军 陈阿生的货郎担子在苏州乡下小有名气。每天天不亮，他就挑着扁担出门，一头装着针头线脑、顶针纽扣，另一头是裹着油纸的糖糕和捏得活灵活现的糖人，扁担头还挂着个铜铃铛，走在田埂上“叮铃叮铃”响，村里的孩子听见就会围着他跑，连隔壁王阿婆都会提前把要补的旧衣裳拿出来，等着他顺便带几尺蓝布。他话不多，却总把“吃亏是福”挂在嘴边，有次李大爷买糖人没带钱，他笑着说“下次一起给”，后来也没真去要过。 1937年夏天，淞沪会战的消息像乌云一样压到乡下。先是有从上海逃来的难民说，日军的飞机炸塌了好多房子，再后来，乡保长带着征兵告示贴在村口老槐树上，红纸上“保家卫国”四个大字被风吹得哗啦响。那天陈阿生挑着担子路过，站在告示前看了很久，铜铃铛在手里攥得发烫。晚上他把担子擦得干干净净，又把攒下的几块银元塞给邻居家的孩子，说“阿叔要去当兵，这钱你帮我给王阿婆，算我欠她的蓝布钱”。 没人劝得住他。乡邻说“你一个货郎，扛不动枪的”，他却拍了拍扁担，说“我挑了五年担子，力气不比谁小，日军要是来了，我的担子就挑不成了，你们的房子也保不住”。出发那天，村里的人都来送他，他把那个挂了五年的铜铃铛摘下来，塞给最黏他的小柱子，说“等阿叔打跑了鬼子，回来再给你捏个大老虎糖人”，说完转身就跟着队伍走了，没敢回头——他怕看见小柱子哭，更怕看见王阿婆红着眼眶的样子。 到了88军，陈阿生才知道打仗比挑担子难多了。他们部队大多是像他一样的农民、货郎、学徒，没受过正规训练，手里的步枪还是晚清时候的老套筒，有的枪栓都拉不动。训练时班长教他卧倒，他总怕压坏了衣服——那是王阿婆连夜给他缝的新褂子，直到有天演习，一颗信号弹在头顶炸开，班长把他按在战壕里吼“命都要没了，还管衣服？”他才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是真要拼命。 淞沪会战打起来的时候，88军负责守卫右翼的金山卫防线。日军的军舰在海上开炮，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在阵地上，泥土和碎石子溅得满脸都是。陈阿生和战友们趴在战壕里，手里的老套筒只能打几十米远，而日军的机枪能扫到百米外。有次日军冲锋，他身边的战友刚站起来就中了枪，倒在他旁边时，手里还攥着家信。陈阿生把战友的信揣进怀里，端起枪就冲了出去——他想起了自己没写的家信，想起了小柱子手里的铜铃铛，他怕自己也像战友一样，连句告别的话都没留下。 后来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开始撤退。陈阿生负责断后，他抱着一捆手榴弹，躲在断墙后面。日军的坦克开过来时，他看见车身上的太阳旗，突然想起了村口被风吹坏的征兵告示。他拉响手榴弹，朝着坦克冲过去，跑了两步又突然停住，回头望了望西南方向——那里是他的家乡，是小柱子捏糖人的地方，是王阿婆缝衣服的地方。他好像听见了铜铃铛的“叮铃声”，好像看见了小柱子举着糖人朝他笑。 这一眼，成了他最后一个动作。后来清理战场时，战友在他怀里发现了那封没寄出的家信，信上只写了一句话：“我很好，你们别担心，等我回来。”还有那个被他攥得变形的铜铃铛——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把小柱子的铃铛偷拿了回来，大概是想带着家乡的东西，走得不远。 现在有人说，淞沪会战打得太惨了，好多士兵连名字都没留下。可正是因为有陈阿生这样的人——不是将军，不是英雄，就是个普通的货郎，却愿意放下担子，拿起枪，用命去挡日军的坦克，我们今天才能安稳地说起这段历史。可问题是，像陈阿生这样的普通士兵，还有多少？他们的名字没人记得，他们的故事没人知道，我们该怎么才能不忘记他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