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屏东的街头，一家煤球店门前排着不少人，不是因为煤球特别好烧，而是卖煤球的老板不一般，他是抗战名将，仁安羌大捷的指挥官，刘放吾。 一位曾经的少将，竟靠卖煤球养家糊口，更讽刺的是，就在他满手煤灰时，在香港，有人正冒着他的名字，穿梭在酒会和饭局之间，吃香喝辣，风光无限。 刘放吾不是小人物，1942年，他带着远征军第113团，奇袭英缅边境的仁安羌，救出被日军包围的7000多名英军，英国人称他为“东方的蒙哥马利”，战后丘吉尔亲自致信感谢。 但到了1950年，他的战功，换不来一顿饱饭，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军费吃紧，刘放吾虽然挂着少将军衔，月薪却只有几百元新台币，连一家五口的米都买不起。 他一咬牙，开了家煤球店，煤球一颗一角钱，他每天推车送货，有人问他：“你不是将军吗？”他笑着说：“将军也要吃饭，”时间久了，大家干脆叫他卖的煤球是“将军煤球”。 就在刘放吾在屏东街头汗流浃背时，远在香港，有人打着“仁安羌英雄刘放吾”的旗号，出入上流社会，这位“刘将军”，衣着体面，口若悬河，时而出席抗战纪念活动，时而接受记者采访。 更夸张的是，他还在一些场合代表“远征军老兵”发言，有人见他神似刘放吾，便没多问，也有媒体想核实身份，但被他“战时照片难留”一类说辞搪塞过去。 根据后来的说法，这位冒名者甚至还曾以“刘放吾”的名义申请过补助和礼遇，虽然资料有限，但多方回忆都指出，他确实在香港活动多年，并未被及时揭露。 1950年前后的台湾，像刘放吾这样战功赫赫却生活困顿的将领不在少数，退守台湾后，军队编制大幅压缩，许多将领被“幽灵化”。 名义上还在职，实际上没有任务、没有部队，甚至没有工资，刘放吾的“少将”只是个空头衔。 那时候台湾的经济也陷入低谷，根据台湾“主计处”1950年的统计，城乡平均每人月收入不到400元新台币，物价却飞涨，一斤米要十几元，卖煤球成了许多退役军人唯一的出路。 刘放吾的沉默，是一种尊严有人问他：“你打过那么多仗，政府怎么忍心让你卖煤球？”他只是摇头：“我不卖，孩子吃什么？” 他没去告状，也没找媒体哭诉，他只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把煤球装车，然后一户一户地送，有人认出他来，他笑笑，不解释，也不炫耀。 这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骨气，他知道，靠过去的功劳换不来未来的饭碗，与其抱怨，不如靠手干活。 那个香港的“将军”，因为当时信息不畅，身份难以核实，很多远征军将领的资料都散落在大陆、缅甸、台湾之间，加上战乱、政治敏感，没人敢深查。 这就像一个没有门卫的仓库，谁进去搬东西都没人问一句，冒名顶替者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更深一层，是老兵身份长期被忽视，如果刘放吾的功绩早被系统记录、公开尊重，又怎么会有人轻易冒名成功。 1950年代中后期，刘放吾被安排到军中教学，教的是战史和战术，学生尊敬他，他也认真教，但薪水依然不高，生活依旧清贫。 直到晚年，台湾社会开始重新关注抗战老兵，他的事迹才逐渐被媒体报道，可那时，他已经白发苍苍，连“仁安羌”三个字都不太愿提了。 他说：“我那时候不是为了名声，只是想打日本”，这话朴实，却比任何勋章都重。 刘放吾不是传奇人物，也没什么跌宕起伏的转折，他就是那种你在街头可能碰到，却不知道他曾经拯救过7000条命的人。 他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将军卖煤球，更像是一个时代对英雄的遗忘，他不是失败者，而是那个时代最沉默的坚持者。 主要参考资料：《远征军与中缅印战场》丁星著、《刘放吾将军口述历史》台湾“国史馆”采访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