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去世，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很难过。那一天，毛主席不怎么吃东西，也不和别人说话，他让工作人员将录制的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诗词唱片整整放了一天，时而躺着听，时而坐起身来和着韵律用手拍床，神情严肃悲痛。 一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两个人能走这么远。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湖北。小时候都穷，读书靠咬牙，干事靠撑着。性子不同，一个外放、锋利，一个稳重、有些慢热。可一凑到一起，倒还挺合拍。 1921年那年夏天，一场秘密会议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开。屋子小，热得像蒸笼。几个年轻人围着一张桌子，窗户纸糊着，风进不来。董必武三十多岁，穿着长衫，带着点文人的腔调；毛主席还不到三十，身上有点书生气，也有点乡气，坐在角落里做记录。没几天风声紧，换地方。一群人挤上了南湖的小船，那年头事就这么干，革命不是喊出来的，是摇着船偷偷开出来的。 会开完，各自散了。董回湖北，办学校、建工会，拉农民、搞组织，手段不算激进，但很稳。毛回湖南，鼓动工人罢工，火力猛，动静大。两人没怎么常见面，但消息总是通的。1927年前后，武汉和长沙之间来回飞的信，像走亲戚似的。 1927年那年，风向急转。蒋介石搞清党，街头血流成河。董必武当时在武汉，主持农讲所。毛提议办这所学校，董二话不说就拍板支持。那阵子，很多人已经开始动摇，他还撑着。有人要动讲习所，董直接顶上，说这是党的事，不容干涉。学员里后来出了不少骨干，毛也记着这份情。 后来就是红军长征。董年纪大了，已经快五十岁，还跟着部队翻雪山、走草地。身边带着一批病号和女同志，每天都得安顿。 他不是那种冲在最前面的人，可你说他不重要，那是不懂历史。遵义会议之前，毛还处在边缘，被压着说不上话。会议上董开口了，支持毛的策略。这一票，份量很重，不光是因为职务，也因为他是那种少说话但关键时刻站出来的人。 会后毛和徐特立、董一起喝了顿酒。喝完，各回各岗位，但这事，谁都记得住。 建国那年，董已经年近花甲。可站在天安门上，还是挺得笔直。 人群在下面欢呼，毛在麦克风前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站在边上没出声，但眼神里透着光。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他被安排主持最高法院的工作，还当了国家副主席。毛提名他，一是信得过，二是知道他稳得住事。 但两人不是事事都一条心。建国后，董一直提倡依法治国。 他说，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国家政权去执行，不能党直接干预行政。 这话在当时不算小声。毛表面上也认同，还写了封信表扬董，说这事说得对，该推广。 可过了几年，风向就变了。 全国开始搞运动，越搞越激烈。董在一次大会上说，不能忽视法律，要依法判案，不能用运动代替程序。这话又显得格格不入。 董看不惯，写信提意见，说这样会把制度搞垮。 他不是不懂分寸的人，所以不是公开反对，而是借题写字。别人找他题词，他写“群言堂”。不解释，写完就交出去。写多了，大家都明白他什么意思。毛当然也看得懂，但没动他，甚至在林事件后，毛再次提议让董担任国家主席的代理。 局势乱，需要个大家都服的人站出来，这时候想来想去，毛心里还是觉得董可靠。 两人有时也拿诗过招。董一辈子喜欢写诗，写了上千首，不是作秀，是真喜欢。毛也写，两人时不时互相唱和。毛说董“善五律”，这是高度认可。那时候，写诗不是搞文艺，是在表达态度，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默契。诗里没喊口号，但有情绪，有方向，有分寸。 1975年春天，董病重去世。 消息一出，毛坐在床上，脸沉得厉害。他没写悼词，也没发表讲话，就让人反复放《贺新郎》的录音。那首词本来写的是离别，他改了最后一句，“君且去，休回顾”。那天谁进屋都得轻手轻脚，说话不敢大声。毛坐着，身子不动，眼神落在录音机上，像在盯着什么远去的背影。 窗外的风吹得窗帘轻轻晃，茶几上的茶已经凉了，碗底结着浅浅的一层褐色。 老唱片一圈圈转着，发出一点杂音，像远处传来的车轮声。没有总结，也不需要。就像他们这五十年，一路走，一路停，有过争，有过合，但始终没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