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79 年至 1986 年，钱学森先生连续 3 次拒绝美国！连中央领导出面劝都不行！钱先生坚持：“我是被驱逐出境的，今生绝不再去美国。” 1979 年深秋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的办公室里飘着淡淡的墨香。他正趴在案头改一份关于导弹推进剂的报告，红蓝铅笔在纸上勾划，指尖还沾着一点蓝墨。 秘书轻手轻脚走进来，手里捧着个烫金信封，信封角印着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徽：“钱老，母校来的信，说要给您颁‘杰出校友奖’，还派了代表来北京，想当面请您去美国领奖。” 钱学森头也没抬，目光仍停在报告的公式上，过了几秒才伸手接过信封，扫了一眼就放在桌角的文件堆里：“回了吧，我不去。” 秘书还想多说两句，提这是中美建交后首个学术荣誉邀请，钱学森却放下笔，指了指窗外的试验场： “你看那边，我们的新型导弹还在调试，哪有功夫去领外国的奖？再说，当年他们把我关在特米诺岛，24 小时亮着灯，十分钟查一次房，现在请我去，我不去。” 后来那枚奖章由加州理工的中国留学生代领，送到钱学森手上时，他只翻了翻证书，就交给了研究所的档案馆：“存起来吧，记着就行，不用摆出来。” 1985 年春天，人民大会堂的小会客厅里，里根政府的科学顾问基沃斯握着钱学森的手，语气带着刻意的温和：“钱先生，美国政府承认当年对您的处理有不妥，现在想请您去华盛顿，由副总统布什亲自颁‘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科学荣誉。” 当时在场的中央领导也帮着劝：“现在中美关系缓和，您去一趟，对两国科技合作也是个推动。” 钱学森坐在沙发上，腰杆挺得笔直，手指轻轻敲着膝盖：“要我去可以，得先办三件事。第一，美国政府公开道歉，承认 1950 年迫害我是错误的；第二，撤销当年的驱逐令，把案底销了；第三，在媒体上说明真相，不能再含糊其辞。” 基沃斯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说 “这些需要时间请示”，可直到他离开中国，也没再提后续 —— 美国显然不愿为当年的事公开认错，钱学森也没再追问，那封印着白宫徽章的邀请信，最后成了外交部档案柜里的一份普通文件。 1986 年夏天，钱学森家的小院里来了几位白发老人，都是他在加州理工时的老同事，其中有当年一起筹建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弗兰克教授。 老人们拎着个旧皮箱，打开来是一叠泛黄的照片，还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铜钥匙：“钱，你当年用的办公室还留着，这是钥匙，想请你回去看看，咱们再在校园里走一走，聊聊当年做风洞试验的日子。” 钱学森笑着把他们让进屋里，泡上家乡的龙井，翻照片时眼里也有了笑意，指着一张实验室合影说：“这张我还有印象，那天风洞出了故障，咱们修到后半夜。” 可聊到去美国，他却摇了摇头：“老朋友的情分我记在心里，可我不能去。当年我回国，是中国用 11 名美军战俘换的，这份代价我不能忘；他们给我安的‘罪名’没撤，驱逐令没废，我这时候去，不就等于认了那些莫须有的事？” 弗兰克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手：“我们懂你的坚持，只是可惜……” 钱学森却摆了摆手：“不可惜，我在这儿挺好，看着咱们自己的导弹上天、卫星绕地球，比拿什么奖都强。” 那些年，钱学森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去实验室时会蹲在年轻科研人员身边，指着图纸讲原理：“搞科研要坐冷板凳，但心里得有热乎气，这热乎气就是为国家做事的劲头。” 他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幅中国地图，地图上标着导弹试验场的位置；桌上摆着两个小模型，一个是东方红一号卫星，一个是东风导弹，都是学生们送的。 有人问他，拒绝美国的荣誉后不后悔，他总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在美国做了多少研究，而是回国后能为国家出份力。外国的奖再大，也比不上听到‘东风导弹试验成功’的消息。” 他从不是故意摆架子，只是心里的 “秤” 分得太清楚：哪些是个人荣誉，哪些是国家尊严；哪些是过去的恩怨，哪些是不能模糊的历史。 三次拒绝美国，不是记仇，是怕有人忘了他当年被软禁五年的日子，忘了中国为接他回来付出的代价，更怕有人觉得，中国人要靠外国的荣誉才能证明自己。 就像他常对身边人说的：“我们中国人，靠自己也能搞出导弹、搞出卫星，也能挺直腰杆，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信源：中国科学院官网文章《钱学森：历尽险阻报效祖国 火箭之王淡泊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