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杜月笙包场大戏院，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带着姨太太入场时，杜门子弟无人理会。在看戏时，墙顶的石灰落下，撒在宣铁吾的头上，气得宣铁吾拂袖离开。[微风] 抗战胜利后，宣铁吾迅速被任命为上海的警察局局长，这个职位的背后并非偶然。 几乎在同一时间，由于荣德生被绑架事件发生，淞沪警备区的副司令不得不为此引咎辞职，宣铁吾便在此时兼任了上海警备区司令的职务。 从此，他不仅掌握了上海的军警大权，也一跃成为了上海的实权人物。 这一切看似偶然，但那些了解上海政治格局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出，宣铁吾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巨大的权力，背后必定有蒋介石及蒋经国的深厚支持。 宣铁吾作为黄埔军校一期的学员，早年便与蒋介石有着深厚的关系，担任过蒋介石的侍卫长。 黄埔时期，宣铁吾与蒋经国关系尤为密切，两人不仅是战友，还是知心朋友。 蒋经国回到国内后，曾暂住在溪口，而宣铁吾几乎每晚都到访，与他交流时局、讨论政治。 此时，蒋介石的心情却并不像胜利后的普通人那样喜悦。 日本的投降确实给他带来了一些松口气的瞬间，但蒋介石的心头始终未能放下对共产党势力扩张的忧虑，此外，他对军统与中统之间的权力斗争亦心生戒备，尤其是对戴笠的控制力产生了动摇。 尽管中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衡军统，但在蒋介石看来，戴笠的势力已非中统所能抗衡。 为此，蒋介石决定组建一个新的权力核心，“五人小组”，成员包括宣铁吾、钱大钧、胡宗南等人，但却没有戴笠的名字。 通过这个小组，蒋介石意图实现对军统势力的平衡，以确保自己对上海的控制不受影响。 而钱大钧被派往上海担任市长，宣铁吾则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两人都为蒋介石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在这之后，蒋介石和蒋经国分别与宣铁吾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谈话。 上海此时的局面并不理想，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与黑恶势力勾结，非法敛财，社会秩序混乱，蒋经国对这一现象十分反感，并在谈话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希望宣铁吾能够有所作为，整顿上海的治安。 蒋介石则在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平衡策略，既保留了军统的势力，又防止了其他势力的扩张。 带着“尚方宝剑”，宣铁吾在上任后开始着手整顿警察局。 大刀阔斧地清理内部，许多要职都被替换成了非军统、中统系统出身的人员，彻底削弱了军统和中统的影响力。 他一上任，就摆明了态度：不跟帮派分子打交道。 杜月笙想见他？门都没有。 紧接着，雷霆手段就来了，一口气查封了杜月笙名下二十多个赌场，断了他的财路。 宣铁吾的打击，精准且深刻。 他先以“囤积居奇”罪名将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抓捕，又以“非法股票交易”将杜维屏送进了监狱。 这一连串行动直指杜月笙的核心利益，打破了他的财务帝国和继承体系。 宣铁吾的“铁腕”并非无所不能，他发现自己也有无力之处。 特别是当他试图深入查办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时，他发现账本背后牵扯出一张盘根错节的权力网，涉及到的军统和中统高层让他无从下手，根本无法突破。 最尴尬的一次发生在1947年，杜月笙为自己庆祝六十大寿，在戏院包场唱戏。宣铁吾在二姨太的劝说下，偷偷换上便装前去观戏。 没想到，他的衣着过于普通，杜家的门徒根本没有理会他，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打。 更糟糕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块屋顶掉下的石灰正好砸在他的头上，满头灰尘，形象大跌，威严扫地。这一刻，他的“铁面”不再显赫，反而成为笑柄。 面对这一窘境，杜月笙试图以“软实力”化解危机。首先，他通过万墨林送了些好处给宣铁吾的二姨太，想从家庭关系中找突破口。 结果，这一举动不仅没能平息事态，反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接着，杜月笙再次出手，他亲自探望宣铁吾的病重母亲，关怀备至，试图通过温情攻势打动老母亲，希望她为自己说情。这个策略确实一度奏效，宣铁吾被迫在家庭和职业之间摇摆不定。 随着时间推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宣铁吾的老靠山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曾经关照他的上海市长钱大钧也因腐败问题下台。 当蒋经国在1948年启动“打虎”运动时，杜月笙原本庞大的人脉网络也无力保护他的儿子。 在被逼到绝境后，杜月笙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挑战，要求查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这一招把火力直接指向了蒋宋家族的核心。 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宋美龄的干预使得“打虎”运动草草收场，杜维屏被释放。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宣铁吾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蒋介石父子手中一把可以随时丢弃的刀。经过这一番政治博弈后，他心灰意冷，选择辞职离开。 而杜月笙虽然暂时从困境中脱身，但他清楚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昔日的“上海皇帝”带着家产，黯然离开上海，最终流落香港，成为一个没有根基的漂泊者。 （信源：宣铁吾——抗日战争纪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