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市场经济下先富不可能带后富，孙玉良：目标需要政府引导和干预】
最近看到一段视频，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温铁军讲的。温铁军说“纯市场经济下先富不可能带动后富，先富群体会不断增加收益，后富群体会不断承担成本……“我认为温教授说得非常对，“先富带后富”不会是一条自然而然的社会发展路径，财富也不会如水流一样从高处流向低处。在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者不仅缺乏带动后富的内在动力，反而可能通过垄断、资源控制与阶层固化不断加剧贫富分化，使“共同富裕”沦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这个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无法自发实现财富的普惠性流动，资本的逐利本质驱使其不断追求更高回报率，而非更公平的分配。这一过程伴随着明显的马太效应：财富越多，获取更多财富的能力就越强；贫困则意味着获取资源的渠道越受限。当先富群体通过资本积累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他们往往倾向于设置壁垒阻止后来者竞争，从而维护自身利益。这种“抽梯子”行为使得市场从自由竞争舞台蜕变为既得利益者的堡垒。
更为严峻的是，纯粹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强者恒强”的正反馈循环。先富者能够为下一代提供优质教育、人脉资源与创业资本，而贫困群体则陷入教育资源匮乏、社会资本短缺与发展机会有限的恶性循环。英国社会流动性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出身贫困家庭的高能力者，其职业成就往往低于出身富裕家庭的低能力者。这种代际传递的阶层固化现象，彻底否定了“滴漏效应”的自发实现可能。
纯粹市场经济还面临公共物品供给缺失的困境。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关乎社会公平的领域，因其投资回报周期长、利润低，往往被私人资本忽视。若没有政府干预，偏远地区的儿童可能无法获得基本教育，低收入群体难以享受医疗保障，这些基本能力的缺失直接将一部分人永久排除在致富可能性之外，形成所谓“结构性贫困”。
历史经验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结果导致了十九世纪残酷的阶级对立与社会撕裂。正是认识到市场的这一缺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引入累进税制、社会保障体系、反垄断法等政府干预手段，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实践，无不是通过政府有力干预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平衡。
在中国能不能实现“先富带后富，最后达成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我认为若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干预，包括通过政策激励先富群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模式，让后富者真正获得发展能力而非简单救济。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政府对整个社会有过这样的承诺，所以这个目标必须要达到，一定要达到。过去我们的政府也做了一些工作，从精准扶贫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税收调节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措施本质上是在构建一套防止贫富无限分化的制度框架。但显然政府做得还很不够，群众还有很大意见，所以还要在如何“分好蛋糕”上好好下大功夫。
当然，政府引导并非要否定市场机制，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让市场更好地服务全社会。这包括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防止弱势群体跌落底线，通过教育公平打破阶层固化，实施反垄断措施维护市场竞争环境，运用财税工具调节收入分配。这些干预不是对市场的否定，而是对市场的完善与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促进共同富裕是光明正大的，通过高明的制度设计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有机结合，构建真正富有韧性与正义的发展模式，使共同富裕从理想照进现实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