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游击队计划攻打界首镇。此前情报称镇上仅七八个鬼子，自卫团主席张北华不放心，亲自侦察后却发现，镇上藏着300多个鬼子！ 事情要从 1938 年 1 月 28 日深夜说起。张北华带着战士小王，悄悄往界首镇赶。两人的靴子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三天前，有群众来报信：界首火车站驻着三十多个日军，镇子里就七八个鬼子。张北华当时觉得，这是 “围强打弱” 的好机会 —— 咱有六十人，收拾七八个鬼子，既能缴枪，还能壮声威。可真到了镇子边上，他心里突然冒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张北华压低声音对小王说：“走，去那户挂膏药旗的院子看看。” 他指的是街角那座青砖大院。 到了院门口，能看见停着两辆摩托车、一辆小汽车，门楣上飘着褪色的太阳旗。两人翻墙进去，摸黑到了西厢房窗下。 透过纸糊的窗户缝往里看，张北华倒吸一口凉气：炕上横七竖八躺了十几条人影，墙根立着崭新的三八大盖，枪刺在月光下泛着冷光。这哪是七八个鬼子？分明是三十多人！ 更让他心惊的是，东厢房传来马匹嚼草料的声响，后院还堆着成捆的弹药箱。 后来才知道，日军因为津浦路运输忙，临时抽调三百多人在界首镇过夜。这些鬼子刚从济南过来，满脑子都是 “皇军不可战胜” 的念头，特别傲慢。 侦察到的情况和原情报差太远，但张北华没慌。他 1932 年就当过山东省委书记，清楚 “知己知彼” 的重要性。1937 年出狱后，他带着程重远、崔子明在泰西拉队伍时，就定了 “宁可错备，不可错战” 的规矩。 这会儿，他摸到墙角的电话线，用牙齿咬断铜线 —— 这是给外围接应部队的信号：情况变了，按预案撤退。 但撤退不是认怂。张北华在黑暗里盘算：强攻不行，那就搞 “虎口拔牙”。 他让小王去通知崔子明，自己往镇东头的客栈摸。客栈掌柜是地下党员，刚才悄悄塞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鬼子住在南北两街，中间大车店是临时指挥部。” 张北华一下子有了主意：大车店后窗对着日军马厩，马厩旁的柴房里堆着步枪。先去搞枪，再杀个 “回马枪”。 子夜时分，张北华带着一个三人小队摸进大车店。他用匕首拨开门闩，屋里全是鼾声。 他一刀劈开墙角的枪箱，抓起三支步枪塞给身边的战士。正要撤，一个鬼子突然翻身。张北华手起刀落，血溅在土墙上。 枪声惊醒了其他鬼子，可张北华早有安排 —— 他让崔子明带着炸药包埋伏在镇口。这会儿炸药包一炸，火光冲天，鬼子还以为八路军主力来了，顿时乱作一团。 这场夜袭，日军死了二十多人，自卫团就伤了一个人。 战后总结时，张北华说：“打仗不是算术题，情报要信，但更要验。” 要是按原计划强攻，六十人对三百人，胜算连三成也没有。他的谨慎，保住了整支队伍。 更重要的是，这事儿让泰西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界首镇的老鞋匠王大爷后来回忆：“那天鬼子哭爹喊娘往外跑，我们才知道自卫团不是‘土包子’，是能杀鬼子的真汉子！” 张北华的谨慎，是从血与火里练出来的。1933 年他当山东省委书记时，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在牢里受尽酷刑，却一个字也没吐。四年牢狱，让他学会了在危机里保持冷静。 出狱后，他带着程重远在夏张镇发动群众，当时就坚持 “枪从群众中来”—— 打着 “防匪护院” 的名头，动员地主把藏在夹墙里的枪支捐出来。就靠这办法，自卫团很快从几十人扩到一百多人，成了泰西抗日的中坚力量。 界首之战后，自卫团改名叫山东西区抗敌自卫团，张北华被推选为主席。他带着队伍在泰安、肥城一带转战，还琢磨出 “破路炸桥” 的战术，特别管用。 1938 年 3 月，日军往台儿庄增兵。张北华带着队伍在津浦路沿线炸铁路桥，把日军的装甲列车弄脱了轨，硬生生延误了他们的增援时间。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黎玉在给毛泽东的报告里写：“泰西自卫团就几百人，却牵制住日军一个联队，真是平原游击战的典范。” 张北华的本事，不光在战术上，更在团结人上。那时候泰西地区 “司令” 多如牛毛：有国民党溃兵改编的 “光复军”，有地主武装 “谭家班”，还有土匪出身的 “黑旗队”。 张北华提 “三个不打”：不打群众、友军、误伤之人，还亲自谈判化解冲突。1938 年秋，自卫团与 “光复军” 在肥城相遇，他脱军装穿便服赴约，用 “共御外侮” 说服对方，避免流血。 到 1938 年底，自卫团扩到四千多人，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打了 “夜袭肥城”“智取界首” 等经典战例。1939 年，张北华作为七大代表去延安，毛主席亲自接见他，称他是 “从铁牢里走出来的将才”。 这位从牢狱走出、战场成长的指挥员，带队伍在泰西凭谨慎与智慧跟鬼子周旋，立了抗日汗马功劳，也让百姓在乱世里看到保家卫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