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6岁的白薇与婆婆吵嘴，丈夫居然抡起凳子砸在她背上，婆婆见她倒下，扑上去咬断了她的脚筋！白薇好不容易才逃回到娘家，谁知父亲却呵斥道：“不要脸的东西，滚回你婆家去！” 1922年，日本东京留学生剧场里，三幕剧《苏斐》的落幕掌声中，白薇站在舞台中央，泪水浸湿眼眶，剧中那个被包办婚姻逼至绝境的女性，正是她自己16岁时的缩影。 谁能想到，这位以文字撕开封建黑暗的女作家，曾在1909年的那个午后，被丈夫用木凳砸背、被婆婆咬断脚筋，连娘家都将她拒之门外，险些沦为被贩卖的“货物”。 《苏斐》里有段台词，白薇每次念起都心如刀绞：“他们说我是家里的物件，嫁了人就是婆家的牲口，可我想读书，想活着！”这段台词，藏着她年少时最痛的记忆。 早在六七岁时，母亲在村头看戏，被邻人随口一提“何家小子踏实”，就当场应下了这桩婚事。 父亲虽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却死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礼，连白薇“想多念几年书”的请求都驳回：“女孩子家，嫁个好人家才是正途。” 14岁那年，白薇被迫辍学嫁入何家，从此掉进了深渊。丈夫懦弱无能，事事听母亲摆布，稍有不顺就对她拳脚相加； 婆婆更是把她当佣人使唤，天不亮就催她起床洗衣做饭、喂猪种地，稍有停歇就会招来打骂。 白薇偷偷藏了几本旧书，被婆婆搜出后，不仅书本被撕得粉碎，还被一碗砸到脸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认字能当饭吃？能帮你生娃传宗接代？”婆婆的呵斥，成了她那段日子里最常听到的话。 1909年的那场冲突，彻底击碎了她对“家庭”的最后一点期待。那天她因做饭晚了些，与婆婆争执了两句，话音未落，丈夫就抡起木凳砸在她背上。 她痛得倒在地上，眼前发黑，还没缓过劲，婆婆就扑上来，用牙齿死死咬住她的脚筋。鲜血顺着裤管流到地上，她蜷缩着身体，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 后来她才从邻居口中得知，婆婆这么做，是怕她逃跑； 此前她几次试图离开，都被抓了回来，这次婆婆想彻底断了她的退路，甚至和儿子商量，等她伤重不治，就把她卖掉换钱，再娶个顺从的媳妇。 拖着断筋的脚，白薇忍着剧痛爬了整整一天，才回到娘家。可迎接她的不是安慰，而是父亲的厉声呵斥：“不要脸的东西！婆家容不下你，你还有脸回来丢我们家的人？赶紧滚回去！” 母亲站在一旁，低着头附和：“女人家哪有不挨打的，忍忍就过去了，别让外人看笑话。”那一刻，白薇的心彻底凉了——她以为的避风港，原来也是困住她的牢笼。 就在她濒临绝望时，舅舅找到了她。舅舅心疼外甥女的遭遇，看不惯兄嫂的冷漠，偷偷把她接到自己家养伤。为了让何家彻底放弃追索，舅舅还设计了一场“假死”； 对外宣称白薇伤势过重去世，甚至在村外立了一座空坟。靠着这场“死亡”，白薇终于摆脱了何家的纠缠，走进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门。 第一次坐在课堂里，摸着崭新的课本，白薇哭了。她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作文和诗歌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同学们都佩服这个“经历坎坷却格外坚韧”的姑娘。 可安稳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多，父亲就得知了她“假死”的真相，亲自赶到学校，要把她押回婆家。“你这辈子只能是何家的媳妇，想读书？想逃？没门！”父亲的强硬，让白薇不得不再次逃亡。 同学们帮她凑了路费，掩护她登上前往日本的船。在日本，她孤身一人，举目无亲。 为了活下去、继续读书，她白天去做保姆、端盘子，晚上在出租屋里挑灯夜读，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常常饿到头晕。 可就是这样的日子，她却觉得比在国内自由，她能安安稳稳地读书，能写下自己的想法，能和同样追求进步的留学生交流。 1922年，白薇完成了三幕剧《苏斐》。这部以自己经历为原型的作品，第一次演出就引起了轰动。剧中对包办婚姻的批判、对女性苦难的刻画，让很多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人士产生共鸣。 鲁迅看到这部剧后，对她的才华十分认可，还在文章中称赞她“用文字撕开了封建制度的伪装”。 从那以后，白薇开始以笔为武器，写下了《打出幽灵塔》《苦女工》等一系列作品，揭露封建黑暗，呼吁女性解放。 她的人生从未一帆风顺：感情上的挫折、身体的病痛，一直困扰着她；抗日战争时期，她冒着危险撰写反侵略文章，鼓舞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她依然坚持创作，关注底层女性的命运。 直到晚年，她回忆起16岁时的那场伤害，还会摸着脚筋处的疤痕说：“那段日子很苦，但也让我明白，女性要想不被欺负，就得自己站起来，用知识、用勇气去抗争。” 1987年，白薇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她的作品被收录成册，成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和反封建历史的重要资料。 那个曾经被丈夫砸伤、被婆婆咬断脚筋、被家人抛弃的少女，最终用一生证明：苦难不是命运的终点，抗争能让绝望开出花朵，而文字的力量，能照亮无数人前行的路。 信源：澎湃新闻——萧红、白薇、丁玲、苏青:那些逃婚的文坛“娜拉”后来怎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