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山，当年被你带走的70多个孩子，都去哪了？”1950年，郑维山收到了老家的来信，看到信件内容后，心中一惊，叫来警卫员，急切地说道：“赶紧去买四张火车票，两个孩子，四个大人！” 1930年。那时候的郑维山，还不是将军，是个才十几岁的“红小鬼”。他的家乡，河南信阳新县，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苛捐杂税、兵匪横行，活下去是最大的奢望。 黄麻起义的火种点燃了这片土地，也点燃了少年郑维山心里的那团火。他个子不大，胆子却不小，跟着红军打了几年仗，已经是红一军的一名基层指挥员了。 每次回家，看着村里那些面黄肌肌、眼神里没光的同龄人，他心里就不是滋味。他觉得，不能就这么耗死在穷山沟里。 于是，他站了出来，对着乡亲们、对着那70多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说：“跟我走吧！参加红军，有饭吃，能活出个人样！” 这句承诺，在当时比黄金还珍贵。“有饭吃”，就这三个字，让70多个家庭把自家半大的小子交到了他手上。他们信任他，不仅因为他是“吃上公家饭”的，更因为他眼里有光，身上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就这样，一支由大别山子弟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当时可能谁也没想过，这一走，竟是一条埋骨他乡的血路。郑维山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带头大哥”，最后带回家的，只有他一个人和一份沉甸甸的愧疚名单。 这70多个人，跟着郑维山，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员。他们能打、敢拼，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硬是凭着一股狠劲，打出了名堂。郑维山也因为战功卓著，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师政委。 一切的转折点，是1936年的那场西征。 红军西路军，那是一段多么悲壮、多么惨烈的历史。两万多名红军将士，奉命西渡黄河，孤军深入河西走廊，最终在数倍于己的马家军围追堵截下，几乎全军覆没。 郑维山和他带出来的那些家乡子弟，就在这支队伍里。 那是一场人间炼狱。缺衣、少食、没弹药，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戈壁滩上无处可藏。身边的人，一茬一茬地倒下。昨天还在一起吹牛说革命胜利了要回家娶媳妇的兄弟，今天就成了一具被风沙掩埋的冰冷尸体。 郑维山活了下来，是幸存者。但那70多个跟他出来的老乡，大部分都永远留在了祁连山下的那片冻土里。有些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这场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路军的历史都被蒙上了一层复杂的政治阴影。这就导致了一个更残酷的后果：许多西路军烈士的身份，长期得不到承认。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1950年，他们的家人还在老家被当成“逃兵”家属，受尽白眼。他们的牺牲，被历史的尘埃暂时掩盖了。 可郑维山记得。每一个人的脸，他都记得。这份记忆，是荣誉，更是折磨了他后半生的心债。 回到老家的郑维山，没有搞什么衣锦还乡的排场。他面对的，是一双双混浊又充满期盼的眼睛。老人们拉着他的手，嘴唇哆嗦着，只问一句话：“俺娃呢？” 郑维山眼圈红了，他挨家挨户地走，挨家挨户地鞠躬。他告诉乡亲们：“他们都是英雄，是为国捐躯的烈士！我郑维山拿我的一切担保！” 口头担保不够，他要给兄弟们一个正式的名分。 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亲自跑到县里、省里，甚至写信给中央。他一遍遍地跟档案部门的人讲西路军当年的情况，一个一个地回忆那些牺牲战友的名字和细节。 那段时间，他不是将军，就是一个最固执的“信访者”。他拍着桌子跟人争吵，只为给一个牺牲的兄弟恢复名誉；他也能在一个烈士的坟前，默默地坐上大半天，一句话不说。 最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那70多名失落在历史中的大别山子弟，绝大多数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家人，终于领到了迟到十几年的烈士证，挺起了几十年来一直弯着的腰杆。 这事儿，郑维山干得比打任何一场胜仗都觉得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