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一名参谋带着两名伤员打游击战，3个人只有一条枪，令人没想到的是，仅用4年时间，这名参谋就把这支队伍扩充了百倍，壮大到800多人！ 皖南山岭起伏，苍松漫延，隆冬时节的山风裹挟着带血的硝烟掠过峰谷。皖南事变爆发后，许多新四军官兵被分割包围，枪声与呼号被厚重的云雾吞没。一名叫刘奎的参谋在石井坑附近率两名受伤战士脱困，手中只剩半旧步枪一支。山道泥泞，积雪没过膝骨，他们抬着伤员，忍着寒饿，折入深山，躲避顽军的围搜。夜幕降临，断夹竹林遮蔽了稀薄火光，湿树枝冒出呛人的青烟，林间野兽的喘息与远处犬吠此起彼伏。根据事后存留的笔记，三人靠一小撮炒米过活，刮树皮充饥，用撕下的棉絮裹住弹孔，才勉强挨过最艰难的七天。 地方党组织在密林里派出交通员，传递纸条与粮包，为这支残破小队点燃生机。刘奎决定留在皖南，不随突围部队北去，他断言：只要敌人未彻底抹去这片山林里的红色火种，皖南群众就不会失望。1941年春末，他先后在濂坑、石牛窝收拢失散战士十余人，又从民兵手里换得两支故障步枪。山中小寨里，缝纫女工拆下裤腰绳编成背带，铁匠徒手砸出榴弹底壳，老木匠把废弃门板裁成枪托。稀松简陋的工具在烟火与汗水里复活，游击队雏形逐渐成形。 当年五月，泾、旌、太三县交界处一座废庙里，八人把棉布裹成旗帜，用煤油灯熏出“黄山游击队”五个黑字。没有号角，没有礼炮，但火舌跳动的那一刻，皖南的夜仿佛被重新点亮。队伍在崎岖山路间移动，白日砍柴开垦，夜间突袭据点，行动轨迹像散落山间的梅花瓣，敌军难以捕捉。一处落脚地暴露，就迅速拆炉灶毁草棚，跨山奔向下一个暗哨。国民党守军常常摸到余温尚存的火塘，却扑了空，只得把山林中频频闪现的身影称作“鬼影部队”。 战术渐趋成熟。刘奎熟知黄山脉脊与溪谷穿插，常在狭窄山道设伏，偷袭运粮队；有时又化整为零潜入镇圩，夜色下拔除乡公所电话线，次日拂晓前骤然火攻。灵活机动、伤亡极小的打法屡屡奏效，零散枪支和弹药迅速累加。到1942年初，枪口数量突破百支，队员遍布泾县、旌德、太平的崇岭密谷。期间，通信员王昆山叛变，带敌军包围刘奎藏身的岩洞。危急关头，他命队友分路突围，独自拖伤腿掩护后撤，纵身跃下峭壁。锋利岩石撕开袍脚，滚滚尘土覆盖伤口，他靠一根藤蔓悬挂半崖，险些失手坠落。三日后，他挪入猴子洞穴，靠偷吃野果保命。等敌军撤离，洞口树根被匕首削得光滑，那柄匕首日后一直留在队部，成为坚韧的象征。 1942年夏夜，铜陵张家桥发生遭遇战。为掩护中心县委书记胡明等人脱险，刘奎与警卫员周义富主动暴露，引走火力，数颗子弹击穿腰椎，血浸湿衣襟仍不后退。弹夹打空，他跃入水塘，躲在荷叶下屏息。胡明组织群众连夜寻回昏迷的他，山村理发匠用剃头刀在腰部切开口子取弹，汩汩血水浸满木盆，战士们紧咬布团才忍住痛号。四旬老农在屋后挖药草，熬蛇胆、生艾叶换汤送服，硬把生命拉回。 游击队与百姓的关系愈发紧密。队员下山帮农家收镰割稻，也教识字课，唱抗日鼓词。老人夜里塞进的红薯、儿童偷偷递来的情报，都化作火力与情报网。群众转移伤员、藏匿枪支、沿险峻山道传送物资，与游击队形成难以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在这种土壤里，队伍人数一季接一季攀升。到1944年春，皖南各乡根据地星罗棋布，分散小队总计已超八百人。敌军接连失守庙首、蓝田、呈坎等据点，国民党徽字保安团贴满通缉令，以两千银元悬赏刘奎首级，但山里传来的答复只有一排嘹亮号子。 抗战胜利后，山中枪声并未停歇。内战阴云逼近，皖南成为华东战场的重要咽喉。1947年七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吸引敌人主力，皖南游击区主动向长江岸推进。刘奎率纵队破石埭、克绩溪，拔除国民党据点二十余处，与兄弟部队形成南北呼应，迫使敌军分兵。川流不息的山路上，缴获武器被驮以竹篮，银色枪管一节连一节，像山涧里闪动的星光。皖南战线上那股看似散漫的游击力量，实际成为华东解放军南北穿插的枢纽。 1949年春，皖南保安第五旅在旌德、绩溪一带起义，刘奎出面谈判，收编一千五百余人，至此皖南国民党正面兵力迅速瓦解。江边炮火轰鸣，解放军铁流东下，皖南游击队则完成历史使命，整编纳入华东军区序列。昔日深山草寮里的纤弱火星，就此化为席卷华东的燎原之势。 新中国建立后，刘奎转任安徽省军区副参谋长，后主持省国防工业基建。三线建设期间，他带作业队攀山越岭勘探选址，用红岩和石灰手绘地质剖面图，亲自钻进隧洞核查土质。在那段“宁可深山埋忠骨，绝不空手回城乡”的年代里，他把兵工厂、弹药库、兵站医院一点点从树林石壁里“抠”出来。有人送上宽大办公室，他坚持住在简陋平房，盛夏不用电扇，寒冬不加炉火。晚年卧病，仍反复叮嘱“枪支打坏要修，炮弹剩下要管”，直到生命最后一天。 1979年八月一日，刘奎病逝于合肥，终年六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