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贵阳的一家国有银行网点，一场围绕40398元存款的继承纠纷，让市民刘女

在贵州贵阳的一家国有银行网点，一场围绕 40398 元存款的继承纠纷，让市民刘女士（化名）与银行对簿公堂。刘女士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一张老式存折，显示余额为 40398 元，她持继承公证书前往银行取款，却被告知这笔钱已在三年前被他人取走。当刘女士要求银行出示取款凭证时，对方以 “涉及客户隐私” 为由拒绝。这场看似简单的取款纠纷，核心争议在于 “银行是否尽到审慎审查义务” 以及 “取款记录的举证责任归属”。 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 2024 年 2 月。刘女士的母亲王老太（享年 82 岁）因病去世，在整理遗物时，她从一个旧木箱的夹层中发现了一张 1998 年开户的活期存折，开户行是中国工商银行贵阳某支行。存折最后一笔记录显示，2018 年 10 月存入 3000 元后，余额为 40398 元，此后再无交易记录。由于母亲晚年患阿尔茨海默症，从未提及这笔存款，刘女士遂作为唯一继承人，向公证处申请了继承权公证，确认由其继承该笔遗产。 3 月 15 日，刘女士携带身份证、继承权公证书及存折来到银行网点。柜员查询系统后告知，该账户已于 2021 年 5 月办理了销户手续，账户内余额 40398 元已被取走。刘女士当场提出质疑：“我母亲当时已经卧床不起，怎么可能亲自来取款？” 柜员回复称 “可能是委托他人代办”，但拒绝提供具体取款记录和代理人信息。 多次沟通无果后，刘女士向银行客服投诉，得到的回复仍是 “系统显示已销户，无法办理取款”。银行工作人员私下表示，由于存折年代久远，部分纸质凭证可能已归档销毁，且涉及已故客户信息，不便随意查询。刘女士认为银行在推卸责任，怀疑存在内部操作漏洞，遂于 4 月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银行支付存款本金 40398 元及相应利息（按活期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日）。 庭审中，刘女士的代理律师指出，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刘女士作为合法继承人，持有效公证书要求取款，银行应当配合；若主张存款已被取走，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取款行为的合法性，包括取款人身份信息、签名确认凭证等。 银行的代理律师则辩称，根据《储蓄管理条例》，储户支取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代取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和储户身份证办理；但活期存款的支取相对简便，若储户设置了密码，代理人凭密码即可取款。本案中，系统记录显示该账户于 2021 年 5 月通过密码验证后销户，符合操作流程，银行已尽到审核义务。至于具体取款人信息，因涉及个人隐私，不便公开，但可向法院提交书面说明。 法院审理期间，依法调取了该账户的销户档案。银行提供的《个人业务凭证》显示，2021 年 5 月 12 日，一名自称 “王老太儿子” 的男子办理了销户手续，凭证上有 “王某” 的签名，但未留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也无王老太的授权委托书。经核实，王老太夫妇仅生育刘女士一子，并无其他子女，“王某” 的身份信息无法查实。 法院认为，银行在办理大额取款及销户业务时，未严格审核代理人的身份真实性及授权情况，存在明显过错。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银行作为储蓄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取款行为的合法性，应当承担支付存款本息的责任。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银行在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向刘女士支付存款本金 40398 元及利息（自 2021 年 5 月 12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判决书中特别强调：“银行对储户存款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办理代理取款业务时，必须严格审查代理人的身份及授权手续，仅凭密码支取大额存款并销户，不能免除其审慎审查责任。” 银行不服一审判决，以 “密码是储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保障，凭密码取款视为本人操作” 为由提起上诉。2024 年 9 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此案判决后，贵州省银行业协会组织专题培训，要求各银行强化代理取款业务的审核流程，尤其是针对老年客户、大额资金的支取，必须留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证明，杜绝类似漏洞。 刘女士在拿到执行款后表示：“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关乎母亲的心血和银行的信誉。希望银行能吸取教训，别再让其他储户遇到这种麻烦。” 法律界人士表示，此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银行在储蓄合同中的举证责任，当储户主张存款未支取时，银行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取款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应承担赔付责任。 这场历时半年的纠纷，不仅为储户维权提供了参考，也警示金融机构需进一步规范业务操作，在保障储户隐私的同时，更要坚守资金安全的底线。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定期整理家中的金融凭证，及时了解账户状态，也是防范类似风险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