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一次视察山东时，到了曲阜，陪同的许世友，在三孔一路巡看，毛主席突然问许世友：孔子姓什么？ 孔子姓什么？许世友回答：姓孔。 毛主席说：孔子，姓为子，氏为孔，有姓氏之分。 就这几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口耳相传。 这事说明一件事：他没把孔子当成庙里那种高高挂起的圣人，他是拿来琢磨、拿来说话的。 孔子年轻时其实过得挺苦。 家里清贫，母亲去世得早，他小的时候也没人管太多。干过啥？仓库的事他管过，放牛他也干过。那时候的鲁国不太平，朝廷里党争不断。 他这个身份，想进庙堂基本没戏。 三十多岁开始收学生，不靠官府，自己教，没课本、没年级，也没个标准。 他就凭一张嘴，把人吸引过来。 “有教无类”这句话，说起来顺口，做起来真难。他说学生不分贵贱、不看出身，谁愿意来，哪怕只带几块干肉当学费，他也教。 那时候穷人想读书，得靠自己挤进来。 有人跟他学几年，有人只跟一段时间。弟子里有的比他大几岁，有的跟他孙子差不多年纪。 他没统一进度，也没打分，就是因材施教。 讲课也不是现在这种教室黑板，他常常边走边讲，今天在这儿讲诗经，明天在路边讲礼仪。 他走了好多国家，带着弟子四处跑，不是周游，是流亡。哪儿都留不住他，哪儿都不太欢迎他。到陈国那次，饿了好几天，弟子们快扛不住了。 子路都要去讨饭，孔子还坚持讲学。那时候他是真苦，也真倔。 他最风光的日子，是回到鲁国之后的那几年。 不再想当官了，老了，安心做教育。他花时间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像现在编辑教科书似的。他不是光教人，还把一整套知识框架打磨得有条理。 最后那几年，他弟子围着他转，教一段，修一段，经书一点点定型。 这一套东西后人接着用，代代相传。 有人做了统计，《论语》里五百多条记录，有三百多条是关于教育的。 可见他的核心真不在做官，而是在教人。 他搞教育不是玩票，也不是因为当不了官才退而求其次，是认认真真把它当正事做了一辈子。 毛主席小时候读的也是《四书五经》。他当年在湖南一师上学，白天读书，晚上组织工人夜校。 那天夜校开学，他还带着大家向孔子行了礼，三鞠躬那种。 那时候他还没完全跳出传统教育的圈子，心里头是有点敬重孔子的。 等到新文化运动起来，形势变了。 他接受了新的思想，对旧儒学有了看法。 觉得那套东西太守旧，容易把人脑子框死。但即便到了延安，革命搞得正热，他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话时还说：“孔夫子大概当了一辈子教员。”他希望干部有心理准备，哪怕一生就教书，也别觉得屈才。 你看，他没把孔子当敌人，而是当个榜样讲。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的立场更复杂了。 他批传统，可说到教育，总还得提一句孔子。有一次谈音乐，他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排课程的时候把音乐放在第二位。这话不是场面话，他对传统教育里讲礼讲乐这套，其实还是认可的。 他还说过：“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这句话放现在听起来，像是保守，其实他是想强调教育该讲基本功，不要一味求新。 1964年，他见外宾，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 这种话一说出口，就等于给孔子的教育地位画了框，谁都动不了。 后来，陈伯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分析孔子的哲学思想。他说孔子教育成就大，开创了教学新模式，只是没完全做到“教育平民化”，还是有阶层局限。 毛看了这篇文章，对大部分内容没异议，说明他心里还是认孔子在教育上的地位。 只是政治需要，不得不做一些态度上的调整。 一到八十年代，风向又转回来了。 曲阜重新热闹起来，香火旺了。 孔子学院开始在世界各地设点，国学也逐渐回到学校教材。 过去那些“破四旧”时被撕掉的匾额、砸碎的石碑，如今都重新刷漆修好了。 小学生开始背“学而时习之”，街头巷尾又多了“论语墙”。 孔子还是孔子，那些话还是那些话，只不过讲的人变了，听的人也变了。 至于那句“孔子姓什么”，是真是假现在也说不准了。但那条石板路确实还在，走在上面还能感觉到脚底一阵凉意。 古柏伸着枝桠往庙檐上压，庙门口挂着旧匾，风一吹，铜铃响了一下。 声音不大，但够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