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巴金病情恶化，身心极为痛苦。他那时已95岁，不愿再活，拒绝治疗，

1999年2月，巴金病情恶化，身心极为痛苦。他那时已95岁，不愿再活，拒绝治疗，拒绝手术，请求“安乐死”。子女已同意，可“上面”经过“研究”后表示不许可，于是继续各种精密“治疗”。巴金自己是很灰心很绝望的，觉得这是在延续痛苦，如此续命也没有意义，只会浪费钱财，徒增社会负担，所以当他得知“研究结果”后，只回了一句，“好吧，从今天起，我为了你们大家活着” 信源：蒋蓝《何洁与巴金伯伯》，见《书屋》杂志2013年第4期，页26。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书香门第。幼年的巴金在家庭中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教育，但他很快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产生反感。 他性格中有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对生活的不公敏感而深刻，这也成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的源泉。 少年时期，他曾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俄国文学，这些作品带给他强烈的思想震撼，使他萌生了通过文学表达对人生、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的念头。 1927年，巴金赴法国留学，初到欧洲，他深受自由思想的熏陶，同时也感受到现实社会的复杂与荒谬。 留学期间，他不断阅读文学、哲学、社会学书籍，思想日趋成熟，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他常常在巴黎的小咖啡馆里写信给家人，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社会的不满、对个人命运的思索以及对人性的关怀。 回国后，巴金投身文学创作，迅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激情和理想主义，尤其擅长描写青年人的困惑与抗争。 他的代表作《家》《春》《秋》三部曲，描绘了封建家庭对个体的压迫，以及青年一代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 这些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极大反响。巴金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情感细腻，文字奔放而又充满力量，深深打动了几代读者。 抗战时期，巴金的文学活动并未因战火而停止。他积极参与抗战宣传，以文字鼓舞士气，同时也关注民众的疾苦。 他在作品中表达对战争的痛恨，对人性的拷问，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在那个动荡年代，他不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社会观察者。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并未选择安逸的生活。他关注社会发展，关心文艺创作的自由，他力主文学要反映人民生活，要真实而有力量。 他曾在创作和言论中坚持独立思想，哪怕面对压力也不轻易妥协。与此同时，他也热心公益事业，关心教育与文化普及，尤其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倾注了心血。 1990年代，他已进入晚期高龄，身体逐渐衰弱。1999年2月，他95岁的高龄，病痛不断加剧，身心极度痛苦。 他早已失去了对生命的渴望，不愿再承受各种治疗和手术的折磨，甚至提出了“安乐死”的请求。家人尽管痛心，却理解他的选择，纷纷表示同意。 “上面”经过所谓的“研究”后，表示不许可，这意味着各种精密的治疗仍将继续。面对这种无奈的命令，巴金的心情异常沉重。 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治疗只是延长痛苦，并不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 巴金在病榻上，孤独地思考着生命的意义。他的手颤抖着翻动书页，但眼中已看不清文字。他明白，这些治疗不仅耗费了大量社会资源，也让家人和医疗人员劳心费力。 心中那份本已想要放下的自由和尊严，被现实硬生生地剥夺。几天后，当他得知“研究结果”时，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好吧，从今天起，我为了你们大家活着。” 这简单的一句话，却包含了他对生命的无奈妥协，以及对家人深沉的爱。他明白，自己在坚持与顺从之间做出了选择，但内心的坚韧与高贵，却从未消减。 尽管晚年身心饱受折磨，巴金的精神世界却仍旧丰富。他坚持读书、写作、思考，用文学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与思索。 他将对社会的不满、对人性的关注、对自由的向往，全部凝结在文字中，即便身体虚弱，心灵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他与青年一代的交流从未停止，常常用书信或座谈的方式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他强调，文学不仅是表达自我，更是关心社会、关心人的精神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