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总理第三次来到大寨视察，也是最后一次。吃饭时总理吃的很少，警卫员询问是否身体不适，总理坚定的说自己很好。警卫员继续追问，总理才害羞的说：我牙齿有点松动，希望饭能做软和点。接着又风趣的说：我今天搞特殊了。 一句幽默的”搞特殊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无奈？75岁的周恩来总理第三次踏上大寨这片土地，却不知这竟是最后的告别。当牙齿松动成为他向警卫员”坦白”的小秘密时，谁能想到病魔已经悄然而至，而这位老人依然在为中国农业的明天奔波不息。 1973年的中国正处在关键时刻，农业问题牵动着国家的神经。自1963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来，大寨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这个原本”山穷水恶土地薄”的小山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世纪60年代初，零碎贫瘠的土地经过改造，变成了肥沃的良田，1962年在全省许多地方因自然灾害减产的情况下，大寨粮食亩产反而增加到387公斤。 周恩来对大寨的重视绝非偶然。在60年代，中国工业无法给农业更多支援，这就要求农业依靠自身能力更快发展。大寨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本——不靠天，不靠外援，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于一个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阴霾的国家来说，这种精神太珍贵了。 周恩来三次到大寨，每一次都不是走过场。第一次是1965年，那时他精神抖擞，对大寨的成就赞不绝口。第二次是1966年，他陪同外宾参观，向世界展示中国农民的奋斗精神。而1973年的这第三次，一切都不一样了。 周恩来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到了1973年，病情已经在悄悄恶化。1973年3月10日，他在北京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按理说，这样的身体状况应该好好休息，可周恩来偏偏要去大寨。为什么？因为在他心里，农业是国家的命脉，大寨是希望的象征。 那天的午饭很简单，红烧肉、炖鸡、时令蔬菜，都是农家常见的菜品。可周恩来几乎没怎么动筷子，这让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小张心里打鼓。按常理，总理虽然吃得不多，但也不至于这样。小张忍不住询问，得到的却是总理一贯的回答：“我很好。” 这个”很好”说得很坚定，仿佛要说服所有人，也要说服他自己。可小张不是外人，他太了解总理的脾气了——再难受也不会轻易承认，更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于是他继续追问。 被逼得没办法，周恩来才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害羞地说出了实情：“我牙齿有点松动，希望饭能做软和点。”说完，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赶紧补了一句：“我今天搞特殊了。” 这句话说得很轻松，很幽默，可在场的人听了心里都不是滋味。搞特殊？周恩来一辈子最反对搞特殊。现在为了一口能咽下去的软饭，他竟然说自己”搞特殊”了。这背后的无奈和心酸，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能体会。 牙齿松动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暴露的是大问题。癌症在慢慢吞噬着这位老人的身体，但他依然咬牙坚持着。他不仅要处理繁重的国务，还要关心农业发展，关心像大寨这样的基层典型。在他看来，只要自己还能动，就要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陈永贵是新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在陈永贵的成长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给予了许多关怀和帮助。两人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上下级，更像是惺惺相惜的朋友。周恩来欣赏陈永贵身上那股实干劲儿，陈永贵敬佩总理的远见卓识。1973年这次见面，陈永贵敏锐地察觉到总理身体的变化，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饭菜做得更软烂一些。 据统计，在16年间，海内外约有100万人来到大寨参观、学习。周恩来的三次到访，无疑是对大寨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全国人民：大寨的路子是对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1973年之后，周恩来再也没有来过大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消息传到大寨时，陈永贵哭了，村民们都哭了。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总理，更是一位真心关心农民、关心农业的好人。 1975年1月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1980年9月被解除副总理职务。从大队书记到副总理，再从副总理回到普通农民，陈永贵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1986年3月，七十一岁的陈永贵去世。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人们回想起1973年那个秋天，回想起周恩来那句”我今天搞特殊了”，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深深的感动。一个国家的总理，为了一口软饭而”搞特殊”，这样的细节看似平常，却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格。周恩来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人民公仆，什么叫鞠躬尽瘁。 大寨的梯田依然在那里，陈永贵当年种下的树也已经成林。那句”我今天搞特殊了”，连同那个时代的故事，成为了历史的永恒记忆。 一句”搞特殊了”的背后，是总理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一生写照。你觉得这样的领导人在今天还有吗？或者说，什么样的品质最值得我们学习？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