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女情报员给八路军送情报，途中被日军抓走，她灵机一动，把两岁的孩子递给敌人：“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吧，我实在憋不住了！” 1942年，那是什么光景？日军在咱们的土地上搞“治安强化”，说白了就是疯狂大扫荡，尤其是在山东这种抗日根据地。当时的莱阳，天天都能闻到硝烟味儿。今天这个村子被屠了，明天那个据点被端了，人心惶惶。 就在这种时候，一个叫唐贞的女人，接了个烫手的任务。 唐贞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山东农村妇女，家里穷，从小苦到大。她有啥不一样，那就是骨头硬，眼里揉不进沙子。日本人来了，烧了她的家，杀了她的乡亲，这笔账，她记下了。所以她二话不说就加入了地下组织，成了一名交通员。 她没受过专业训练，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像”。她能抱着孩子，穿着一身打补丁的破衣裳，混在逃难的人群里，谁都不会多看她一眼。她怀里抱着的是孩子，可衣服的夹层里，藏着的却是能决定无数战士生死的秘密。 这天，她接到的情报，是关于日军下一次扫荡的具体部署，时间、路线、兵力，一清二楚。这份情报必须马上送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同志手里。 唐贞把情报用油纸包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又看了看炕上熟睡的儿子。孩子才两岁，离了娘就哭。她一咬牙，把孩子用布兜背在胸前，自己脸上抹了两把灰，抄起个要饭的破篮子就出了门。 路上最怕的，就是碰上鬼子的盘查哨。 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刚走到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关卡，一队日伪军就把路给堵了。 “站住！什么的干活？” 唐贞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不敢露半点慌张。她赶紧挤出个又怂又卑微的笑，用土话回答：“长官，逃难的，想进城讨口饭吃，孩子饿得直哭。” 带队的日本军曹眯着眼打量她，唐贞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下意识地把孩子抱得更紧了。孩子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这一哭，反而让敌人有点不耐烦。但那个日本军曹显然很多疑，他没发现什么，却还是不肯放行，挥挥手让手下把她带到旁边的屋子里去“仔细搜查”。 唐贞脑子“嗡”的一下，她知道，进了那屋子，就全完了。男女有别？在当时那帮畜生眼里根本不存在。一旦被搜身，情报暴露，她死是小事，整个根据地的反扫荡计划就泡汤了，成百上千的同志会因为她而牺牲。 怎么办？ 那一瞬间，可能连一秒钟都不到，唐贞的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硬闯？那是找死。求饶？更没用。 就在那个二鬼子伸手来拽她的瞬间，一个近乎疯狂却又无比绝妙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她。 她突然松开抱着孩子的手，一把将哇哇大哭的儿子塞到了旁边一个伪军的怀里，动作快得让对方都愣住了。 然后，她一边飞快地解自己的裤腰带，一边用带着哭腔的、无比急切的声音大喊：“长官，长官！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吧，我实在憋不住了！” 喊完，她根本不给敌人反应的时间，提着裤子就往路边的草丛里冲。 那个画面。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面对一个突然说要拉肚子的农村妇女，怀里还被硬塞了个哭闹的孩子，所有人都懵了。在他们眼里，这女人可能是饿疯了，也可能是吓傻了，但无论如何，这行为太“不体面”、太真实了。他们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 这就是唐贞要的效果。她赌的就是人性里共通的那点对污秽的本能厌恶，赌的就是这帮敌人根本想不到，一个母亲会用这种方式来保护秘密。 唐贞冲进半人高的草丛，一蹲下，立马就从怀里掏出那个油纸包。她没有扔，也没有埋。因为她知道，敌人只要起了疑心，掘地三尺也会找。她做了个最决绝的动作——把纸条塞进嘴里，就着口水，使劲嚼，然后硬生生咽了下去！ 等她整理好衣服，装作一脸“舒坦”又有点不好意思地从草丛里走出来时，那个日本军曹还在嫌恶地皱着眉。伪军不耐烦地把孩子还给她，嘴里骂骂咧咧。他们又简单搜了搜，啥也没发现，最后不耐烦地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让她滚。 一场掉脑袋的危机，就这么被一个“生理问题”给化解了。 拿到情报的同志后来问她，当时就不怕吗？万一敌人起了疑心，跟着你进草丛怎么办？万一他们拿孩子威胁你怎么办？ 唐贞只是淡淡地说：“来不及想了，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情报比我的命重要。” 唐贞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最高级的“加密”，是刻在心里的信念和责任。 在她那个年代，她的脑子，就是最保险的“硬盘”，她的意志，就是最强大的“防火墙”。 后来，唐贞成功地将情报口述给了城里的同志。八路军根据这份准确的情报，提前设下埋伏，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很多人活了下来，那片土地上的抗日火种，也得以保留。 而唐贞，这个挽救了无数生命的英雄，又重新混入了人流，变回了那个抱着孩子的、不起眼的农村妇女。她没有勋章，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她的战场，就在那条泥泞的小路上，就在那个充满危险的关卡，就在那片救了她命的草丛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