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于四川病逝后，给34岁的妻子留下遗嘱：“我死之后，你可自主改嫁，但有一事你要牢记在心。那就是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教育部寄来的钱也不能动用，生活务求自立。” 那年陈独秀死的时候，是1942年。江津的初夏，屋子闷得像个锅，蚊虫不讲道理地扑人脸。外面是山，屋后是水，再远些就是战火的风声。他躺着，眼皮耷拉着，已经不是当年写《敬告青年》时那个眼光里冒火的陈独秀了。背有点驼，手指细瘦，手稿压在枕边没舍得收起来。 他临死前，跟身边那个女人说了几句话。不是讲他那一堆政治主张，也不是给后人留什么气派遗训。他说的是，你以后可以改嫁，但记住，别拿我这点名声去换钱。教育部给我那点稿费，你也别动，日子，还是得靠你自己过。 话说完没几天，他就走了。外面人听了都说，哎，这陈独秀，到死还是那副倔样子。但其实不全是倔，有点清醒，有点歉意，也有点护短。要真是铁石心肠的人，哪会在死前，还想着身边这人以后怎么活。 这女人叫潘兰珍，三十多岁，没文化，出生在江苏一个快要饿死的家庭。小时候跟着父母逃荒去了上海。十几岁就进工厂，做童工，干活干得腰直不起来。后来还碰上了工头的黑心事，被逼得走投无路，怀了个孩子，连满月都没熬过。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那些年的，反正等她碰到陈独秀的时候，人还活着，只是眼神旧了点，说话不响亮。 陈那会儿刚搬到她隔壁，穿着旧长衫，白胡子都没刮干净，跟谁说话都文绉绉的，连吵架都像在念古文。可潘兰珍不嫌他，反倒觉得踏实。说不上哪一刻爱上的，反正一来二去，饭也一起吃，病也一起扛，日子慢慢搭在一起了。她不是那种会问“你爱我吗”的女人，她只会在晚上起夜时，顺手给他加件衣服。 然后有一天，他就消失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她以为自己又被抛下了，像十七岁那年那样，一个人抱着孩子哭整晚。可这次她不哭，她去找他，问遍了能问的人，直到在报纸角落里看到一行字——陈独秀被捕。 1932年秋天，她去了南京，带着饭盒，一站就是一整天。探监那天，他瘦得像个纸人，看到她时眼圈红了。他说，回去吧，不要管我了。她没吭声，第二天就在监狱旁租了个小屋住下了。五年时间，没离开过。 五年。不是说说而已。外头战争打得天昏地暗，她在那儿做点小工，攒点饭钱，每天去送饭。有时候被狱警骂，有时候饭菜都被泼翻了，她就回去再做。谁都觉得这女人傻，可她不觉得，她说他没走，我也不走。 1937年陈独秀出狱，世道早变了。共产党不认他，国民党想拉拢他。蒋介石开口了，钱、房子、位置，随他选。可他摇头，说你们做的事我不认。于是他带着潘兰珍，去了四川江津。山城那地方，又湿又冷，石屋墙上常年长苔藓，窗子关不上，屋里比屋外还阴。 他们住那儿五年，没什么收入。潘兰珍拿出旧耳环去典当，换米、换柴、换点煤油灯。夏天蚊子多得像要把人咬穿，她进山砍木屑，磨成粉，自己做蚊香。冬天冷得骨头痛，她用破棉被裁出炭炉，把火挪到床边。陈独秀生了病，她背着他去镇上的小诊所，医生摇头，她不管，硬是把人救回来了。那次之后，他的性子变得更沉默。有天他丢了几页手稿，急得整晚没合眼。他不是为稿费心疼，是怕那些字落在错人手里。那几页纸，是他熬夜写的，跟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吵了几十年，剩下的想法，全写在那上面。 可天不再给他时间了。1942年5月，他病重。躺在床上，看着屋顶那道裂缝发呆。他知道自己快走了，就把那几句话留给潘兰珍。她站在一旁，没哭，也没说话。她从不多问，也不争论。过了几天，5月27日夜里，陈独秀咽了气。雨下了一夜，屋子外头，草都倒了。 葬礼那天，来了不少人，旧识、学生、记者。潘兰珍挨个点头，送到门口。别人问她以后怎么办，她说，活着呗。葬礼过后，她回去农场干活。抗战胜了，她回上海，把那年跟陈独秀领养的女孩接回来，带着孩子过日子。 她没改嫁，也没动那笔稿费。有人劝她卖点陈独秀的手迹，换点钱，换个房子住，她摆摆手，说：“他说不能动，那我就不动。”她真的把那份遗嘱活成了规矩。日子不好过，可她没让人看笑话。她教孩子读书，自己下街买菜，生病了也不告诉人。 直到1949年，查出癌症晚期。医生劝她住院，她不愿，怕拖累人。那年十月，秋风扫得街道干干净净，叶子掉了一地，她在家里走得安静。没有人给她写碑文，没有纪念她的讲话，只有旧邻居提起，说那个穿灰布衣、戴黑围巾的女人，好几年没见笑过。 窗户还开着，陈独秀留下的那把旧椅子还在，椅子底下压着一张黄纸，角上卷了。上头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字：“生活务求自立。” 没人知道，那字，是不是他写给她的。可她认了，一生都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