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轮奸了黄美英，紧接着在她的下身灌入辣椒水，割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当日军想要将黄美英的尸体拖出去时，她的头却猛的一抬，喊出了一句令日军毛骨悚然的话.... 1945年，台山的冬天还是潮的。不是北方那种刀子似的冷，倒像什么都湿了一层，衣服晒不干，墙角发霉，鞋底踩在路上咕唧咕唧响。村里人都说，这种天气，不太好，容易有事。可那天早上，黄美英还是照例起来，蹲在屋后头的水缸边，用冷水扑了把脸，抹干净，再把那只用过好几年的铁皮喇叭塞进怀里。她得出门，有几个村子还等着她送信。 她一向这样，不紧不慢，也不慌。哪怕听说鬼子又开始扫荡了，哪怕夜里狗叫得没个完，她还是那副模样：扎着头巾，布衣粗鞋，腰板挺直。她不是不知道怕，她只是觉得，有的人要是先怕了，那这一村人都别活了。 那天村头的老槐树下，还有几个大婶找她学唱歌，唱《游击队之歌》，一句一顿地跟，她就在那儿一字一句教。阳光斜着落在地上，脚边一片干草还沾着昨晚没干透的露水。谁都没想到，那天就是她最后一次站在那棵槐树下。 黄美英这个人，说不上特别漂亮，眼睛却亮得很，像是总藏着一股火。村里人说，她年轻时念过几天书，是识字的，说话也利落。那时候乡下女娃子有书读的少得可怜，父亲抽烟的时候常看着她发呆，母亲边拆棉衣边念叨，“你这命啊，是要往外头跑的。” 抗战一打响，她就急了。她说人不能窝着，总得做点什么。于是她去了宣传队，会唱会讲，晚上搭台子演话剧，白天去地里帮着收庄稼。后来她干脆加入了后援会，谁家缺药、哪儿要送粮，她都往前冲。再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又成了村里妇女会的会长。她从不拿架子，哪个小媳妇胆小，她就拎了菜篮子上门去拉，说“你不出来，孩子以后连地都种不上。” 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就这样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她家穷得叮当响，还时不时拿出家里仅有的米换药草支援游击队。别人说她傻，她只回一句，“他们不在前头挡着，咱家屋早烧没了。” 她和陈明江的事，说起来也挺像那年代的爱情。他是县委书记，整天东奔西走，两人常常一礼拜见不上一次。可每回见面，两人坐在屋檐下，就像谁也不想说革命了，只想说说村子那条老狗怎么又去偷鸡了。结婚那天没什么仪式，连碗面都没吃成，她说，革命的路上，哪有时间摆桌子。 他们说好了不要孩子，哪怕心里不是没想过，可黄美英说，“我连命都不一定能保，怎么敢带人来这个世上？”她话说得轻，可屋里那盏油灯灭了一半，光影落在墙上，像她背着的喇叭，也快哑了。 到了1945年，局势彻底紧了。她一连跑了五个村子送信，鞋底都快磨穿。那天傍晚，天灰压压的，她刚从后山联络点出来，怀里揣着情报，脚步还没落稳，就被几把刺刀围住了。汉奸在前头指认，几个伪军把她往祠堂里拖。她没吭声，眼睛却死死盯着那个领头的。 村里人事后说，那叫木村，是个脾气恶的日本军官，但也有人说其实是顽军改装的，真假没人说得清。反正她是被关进了那间破祠堂，房梁上吊着铁链，地上有血迹干了泛黑的印。 她被打了几天几夜。有人说，鞭子一抽皮开肉绽，她还是不肯说。灌辣椒水，拔指甲，烙铁烫胸口，甚至把她按在长凳上——这一段没人敢细说，大家只记得，有一回听见她喊了一嗓子：“中国不会亡！”那声音尖得像刀子，祠堂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有些人不信，说哪有人被折磨成那样还喊口号，那是写文章的人添油加醋。可老一辈人只摇头，“她喊了，我就在旁边，亲耳听见的。”还有个说法是，她身上那块红布，是偷偷绣的锤子镰刀，剐刑的时候还没被撕下来。有人哭了，说那是信仰撑着她。也有人觉得，这样死，太苦了，太烈了。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版本太多。有的说是在村边被刺刀捅了几下扔在荒地上，有的说被拉到赤坎的摇铃岭，押赴刑场，满街百姓围着，最后一刀刺进肚子，她还张着嘴想说话。有个老太太回忆，那时候她眼里没有泪，只有恨。 更离奇的是，投降之后，有日本兵居然跑去她的坟前磕头，说梦里总听到她喊“中国不会亡”，说她的眼神缠着他们一宿一宿睡不着。这事儿是真是假没人追究，可村里人记住了——她，是个硬气的女人。 她死后，家人连完整的尸体都没能拿回来。只找到了几块破布，还有她那只掉漆的喇叭。母亲看了，一头栽倒，喊了一声“阿英”，就再也没说出第二句话。村里人为她立了块木碑，木头是陈明江自己从山上砍的，碑文不多，就几个字：“黄美英烈士之墓”。 过了几年，那块碑换成了石碑，边上有人撒了灰，刻得更深些。清明的时候，村里人还是会来，放碗米酒，一根香点下去，谁也不说话。 再后来，村子有了抗战纪念日，年轻人要重走黄美英当年送信的路。二十里山道，脚底都是石子，也没车。有人背着背包，走着走着说，“她一个女的，咋就敢？”有人接话，“那时候，命不是命，是一口气。” 老祠堂还在，墙上能看到铁钉锈斑。地上那块青石板，有道褐色的痕，说是她被拖出去时留下的血迹。没人敢踩，有小孩跑过，也会被长辈拉住，“别动，那块地是人命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