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当天，日本雕塑家紧急拓脸模，留下文豪的两根眉毛、20几根胡须，鲁迅先生的DNA就此保留的下来。 1936年10月的上海阴得不像话。鲁迅在这座城市活了快十年，最后这一年，走得特别慢，咳嗽愈发严重，夜里难以成眠，胃像被钝刀慢慢搅着。 他自己知道情况不对，医生也知道，但谁都不敢说破。 他那副身体，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透支，硬是靠脾气和写字吊着。 他还有很多事没做完，还有稿子，翻译工作，还有人没骂痛快。 可10月19日凌晨，五点二十五分，他突然不喘气了，像是整个人抽走了烟雾里的魂。房间里的人先是愣住，然后手忙脚乱地开始抢救。 医生换了三拨，按摩、针剂、人工呼吸……硬是折腾了八十三个小时，不肯死心。 鲁迅的死，对一些人来说，太突兀了。他骂人那么有劲，怎么说没就没了？他笔下那股火气，那种要从麻木中掐醒人的劲头，说断就断？ 外面已经有人堵在了报社门口。大晚报先发了讣告，没等治丧委员会拿出正式名单。 那张名单后来自个儿变了几版，有人说是北平方面催促得急，有人则嘀咕名单里为啥没有毛泽东。鲁迅生前跟毛并无私交，但毛确实曾高度评价过他，说他是“民族魂”。但这“魂”，说出来和列进去，是两码事。 屋里一边是抢救，一边是准备丧事。有人在桌上写挽联，有人在外面整理灵堂。 灵柩临时搁在万国殡仪馆，那地方，过去是给租界里人用的，干净，肃静，也冷清。他自己留下话，不要繁琐，不要花钱，不要祭文。 他说得很清楚：快点埋，忘记我，自己过日子去。 可没几个人真能做到。 出事当天，一个日本人上门了，雕塑家，叫奥田杏花，瘦高个，戴着眼镜，说话极轻，像怕惊扰什么。听说鲁迅死了，他赶来，只求一件事——做个面模。 不是铜像，不是画像，是直接从脸上翻模子。 他带了凡士林和石膏粉，征得家属点头后，便在灵床旁动手。 他小心地把油膏涂在鲁迅脸上，手法干净利落，不带多余动作。 外头还有亲友没进来，他低声说，快一点，温度再低，毛发就掉了。 三十分钟后，他把模具轻轻揭下，模子里嵌着几根毛发，有胡子，也有眉毛，断断续续，总共二十来根，贴在石膏上，谁也不敢取下来。 有人提议修整，有人摇头，说留着吧，算个纪念。 这个纪念，一放就是几十年。 那张面模如今躺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间恒温柜子里。 玻璃下光线温和，不刺眼，馆方说，那是国家一级文物。它冷，但不冰。你靠近的时候，总觉得模子下还有人喘气，鼻梁还热着。 它不是件“展品”，它更像一个沉默的影子，一直在场。 说起来讽刺，鲁迅活着时拒绝被神化，被塑造，死了之后，却被捧得更高。 10月22日下午出殡，原计划是六千人护送，但队伍走出胶州路没多远，后头已经跟上几万人。 人山人海，什么秩序都挤散了。 有人从外地赶来，有人本来只是路过，看到黑纱和横幅后就下意识跟上。 灵车前头，有人唱《安息歌》，青年音乐家吕骥指挥的，声音有些发抖。 中间有人走着走着，哭出声来，没人回头看他。大家都各自带着情绪往前走。送行的队伍像一条黑河，蜿蜒穿过城市。有人扯着衣角，有人拿着帽子，一路低头。那不是简单的哀悼，更像是一个时代送自己一段信仰。 这场葬礼太不像一场葬礼了，它像一场沉默的抗议，又像一次心照不宣的告别。棺木一路摇晃，偶尔车轮卡在石砖缝里，几个人弯腰去抬。没有人喊话，没有人鼓掌，也没人发表演说。讲话的留在殡仪馆了。送行的这一路，只剩鞋底敲打地面的节奏。 有人说，这像是“人民自己葬的葬礼”。沈钧儒确实这么讲过，他说，这不是哪个政府组织的，是大家自个儿来送的。 不知是谁起头说，鲁迅这回走得像是“国葬”。这话他本人若听见，八成会骂人。他曾写文章批过国葬的虚伪，说那些排场是给活人看的。 可这次送他的人，没谁是为了面子来的。 那些学生、工人、报人、邻居，都是真心实意地来告别的。 几十年后，1956年，鲁迅墓从万国公墓迁到了虹口公园。 当年住过的楼就在附近，那是他在上海最熟的区域。他的遗体在上海待得太久了，没能北上，也没能埋在绍兴老家。上海成了他最后的归宿，这城市给了他温度，也给了他病。 墓旁的柏树如今已经高得遮了碑。石刻上的字还是那几个：鲁迅先生之墓。没有官衔，没有年份，只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立在那里。 石膏面模依旧躺在展柜里，不说话，也不褪色。那些毛发一动不动，像是守着什么秘密。 阳光好的日子，公园里有孩子奔跑，有老人晒背，有人会走到墓前站几秒，也有人只是路过，根本不知道那是谁的墓。但总有那么几个人，站着，不走。 他们不拍照，也不说话，就那样看着石碑，像在等一句未写完的话继续落下。 风吹过，树影摇晃，地上的光斑乱成一团。 一只黑猫跳上了碑沿，尾巴轻轻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