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准噶尔不造反，那现在北疆很可能就是个独立的国家。
如果大小和卓不造反，那现在南疆很可能也是个独立的国家。 很多时候，版图不是主动拓展出来的，而是受到背叛之后，一气之下打下来的。
清准战争是清代西北史最关键的篇章之一，这场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对抗既改变了草原与中原的权力格局，也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西部边界。 准噶尔部源出蒙古卫拉特联盟，十七世纪下半叶完成草原军事整合。 对清朝而言，真正的警讯出现在1688年。 葛尔丹翻越杭爱山攻打喀尔喀部，大批蒙古部众向南避难，请求北京庇护。 清廷肩负盟誓，不得不应战。 康熙在1690年乌兰布通调动八旗骑列迎击，双方首次于华北腹地短兵相接；此后两度御驾亲征，1696年准噶尔主力在昭莫多失利，葛尔丹败走，次年自戕。 一度看似尘埃落定，草原却并未归于平静。 策妄阿拉布坦继位后恢复生产，继续扩张外蒙古西部，清朝仍未能解除西北警戒。 雍正即位后采取灵活策略，既用兵压制，也通过外交条约为局势降温。 1731年和通泊会战，清军损失惨重，雍正因边防长期疲敝，不得不与准噶尔缔结以杭爱山为分界的协议。这份协议在拉丁文、满文、蒙文三种文本中互换，标明清廷默认准噶尔汗国主体地位。 条约背后折射出清帝国已被迫进入以条约为核心的近代国际体系。 当时距1648年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过八十余年，亚洲草原力量与东亚农耕帝国被欧式观念重新界定，清廷的对外身份正从传统天朝转化为条约主体。 真正让局势彻底改写的是乾隆初年的连环变局。 1755年，准噶尔王公内部围绕汗位爆发激烈斗争，贵族阿睦尔撒纳暗中向清廷求援，请求出兵助其夺权。乾隆以“请命为名，应援为实”，派大军西征伊犁，凭借准噶尔内部离心顺利控制主城惠远。 伊犁告捷后，阿睦尔撒纳察觉形势不利，旋即叛逃哈萨克草原，力图借外援反扑。 乾隆随即下诏彻底解决准噶尔患，命总督兆惠、将军班第穷追，至1757年夏，准噶尔汗国的政治中枢被完全拔除。 数十年战争叠加灾荒和天花疫情，准噶尔本部人口由六十余万锐减至不足十万，草原霸主退出历史舞台。 北疆刚刚平定，南疆绿洲又起波澜。 叶尔羌汗族后裔所谓大小和卓趁清军立足未稳，自喀什噶尔、和田联络多部，再度掀起反清浪潮。 乾隆调遣伊犁劲旅南下，分兵走果子沟、塔城，再由乌什折向库车，形成钳形推进。 1758至1759年间，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和阗诸城相继陷落，大小和卓先后被擒，南疆战线至此收束。 乾隆合并南北战果，颁诏将西域称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义，并设伊犁将军统辖驻防八旗、绿营、回子伯克等多元机构，实行军政合一。 至此，清朝实际管辖面积由约六百七十万平方公里增至一千三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形成外有高山大洋包裹、内部近似圆形的海棠叶轮廓。 战争完成了版图翻倍，却也埋下后世叙述争议。 乾隆在伊犁给出的“除恶务尽”谕旨原本针对顽抗贵族及其亲兵，一些西方学者却借此断言出现系统性“种族灭绝”，进而指责清朝通过暴力吞并独立国家，否定今日中国对新疆的主权继承。 清廷当年对于准噶尔曾有国家承认的文件，提供了西方舆论攻击的把柄；若将清准战争划入近代史框架，清朝行为便可能落入“帝国扩张”标签。 面对法理与舆论风险，新中国编撰教材时刻意将准噶尔称作“部落”，将战争描述为“平定边疆叛乱”，以淡化国家对国家的征服色彩。 学术层面却无法忽略大量原始档案与外文记录，《清史稿》与正在整理的《清史》不得不正视条约文本、战后编户图与伊犁将军章京奏折中呈现的事实。如何兼顾史实精确与政治稳健，成为清史编修的最大难题之一。 准噶尔之覆灭不仅改变地理，更重塑了清帝国对多民族社会的统合逻辑。 战后，清廷在西域施行屯田、编户、设官、放行商旅、开辟驼队路线，逐步以文治取代单纯军政。北疆牧区划佐领守护，南疆绿洲沿用伯克自治，维系伊斯兰法庭判案，与中央司法形成“格尔丹制”，展现出帝国弹性治理的多层结构。 来自关中、陕西、山西等地的屯军及家属在伊犁、乌鲁木齐垦殖，内地商人携茶叶、布匹抵喀什噶尔，再以皮张、葡萄干换回中原，草原丝路复苏。 兵民共融，经济互通，清帝国试图用共享利益拉紧西域与内地的纽带。 西方话语将清准战争与十八世纪中叶的普拉西战役相提并论，把乾隆与东印度公司置于同一坐标。这样粗线条的比较忽视一条重要差异：欧洲列强征服海外后多采取种植园经济和殖民移民模式；清廷在新疆则保留土著绿洲社会，允许宗教自理，重点在军事控制与贸易税收。 帝国制度的边疆治理虽然不脱高压，但仍以内政框架为导向，而非殖民体系。 忽略制度差别，轻率以“帝国主义”一言以蔽之，无法解释清帝国何以能在当地保留原有宗教、语言与社会结构，并在一个多世纪里维持相对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