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4岁的科学家古道尔准备安乐死，注入药物后，他半分钟就醒来了，并说

2018年，104岁的科学家古道尔准备安乐死，注入药物后，他半分钟就醒来了，并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古道尔的一生，曾是无数人眼中的 “传奇范本”。1914 年，他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优渥的家境让他无需为生计奔波，得以全身心投入到热爱的学术领域。读书时的古道尔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先后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学相关专业，最终拿下三个博士学位，成为业内知名的生物学家。 毕业后，古道尔为了寻求更广阔的研究空间，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在事业上顺风顺水的他，在家庭生活中却屡屡受挫。他一生经历三次婚姻，育有四个孩子，可由于醉心科研，常常把实验室当成家，对家人的陪伴少之又少。长子曾在采访中提到：“父亲的书房里永远堆满了论文，我们想和他聊聊天，都得等他完成实验。” 65 岁那年，古道尔从科研岗位退休，可他对生物学的热情丝毫未减。每天清晨，他依旧会准时出现在家中的小型实验室，观察培养皿里的细胞变化，整理实验数据，甚至比年轻时还要勤勉。82 岁时，他主动应聘到澳大利亚迪斯・科文大学，成为一名无薪的客座教授。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古道尔总是精神矍铄，从细胞结构讲到生物进化，滔滔不绝。 除了科研与教学，古道尔晚年还意外爱上了话剧表演。他加入了当地的业余话剧团，从配角演到主角，尤其擅长演绎莎士比亚戏剧里的智慧老者。每次登台，他都会精心准备服装道具，反复琢磨台词，台下的观众没人能想到，这位台风稳健的演员，已是年过八旬的科学家。 可岁月的流逝，终究会带走曾经的活力。84 岁时，由于反应速度下降，古道尔的驾照被正式吊销，他不得不放弃开车，每天挤地铁、坐公交去学校，单程就要耗费一个多小时。102 岁那年，迪斯・科文大学出于安全考虑，婉言辞退了他 —— 学校担心这位百岁老人在通勤或教学中发生意外，即便古道尔多次保证 “自己身体没问题”，也没能改变学校的决定。 2018 年，古道尔迎来 104 岁生日，儿孙们从各地赶回来，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生日宴。宴会上，儿孙们欢声笑语，忙着拍照留念，可古道尔却始终心事重重。当众人安静下来为他唱生日歌时，他突然抬手示意大家停下，用沙哑却清晰的声音说道：“我活了一百多岁，其实一点都不快乐，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 这句话让现场瞬间陷入寂静，有人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而古道尔只是平静地看着大家，仿佛在诉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小事。 从那天起，古道尔开始主动了解安乐死的相关信息。他查阅资料后发现，当时全世界只有瑞士允许协助外国人执行安乐死，尽管他内心更希望在家乡结束生命，但现实却让他别无选择。不久后，一场意外坚定了他的决心 —— 他在家中不慎跌倒，由于够不到电话，只能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等待救援，直到两天后，定期上门打扫的清洁工才发现他，将他送往医院。医生告诉他，以后必须 24 小时有人陪护，再也不能独自生活。 “我这辈子都在掌控自己的人生，现在却连走路、吃饭都要依赖别人，这样的日子不是我想要的。” 出院后，古道尔坚定地联系了瑞士的安乐死机构。2018 年冬天，他独自登上飞往瑞士的航班，在机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流程：签署法律文件、接受心理评估、确认自愿放弃生命。执行安乐死的那天，他吃了一顿正宗的英式炸鱼薯条，这是他 16 岁时第一次约会吃的食物，也是他一辈子最爱的美食。 躺上病床后，古道尔亲自按下了输药开关，他闭上眼睛，嘴角带着一丝释然，仿佛在期待一场长久的睡眠。可药物起效比他预想中慢了一些，半分钟后，他睁开眼，略带急切地问医护人员：“我怎么还活着？” 这句带着困惑的话，成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几句言语之一。3 分钟后，古道尔的呼吸逐渐平稳，这位历经一个多世纪风雨的科学家，终于告别了他口中 “不快乐的人生”。 古道尔的故事，再次将安乐死这个敏感话题推向公众视野。支持者认为，古道尔晚年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又无精神寄托，主动选择安乐死是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反对者则表示，即便生活失去乐趣，也应尽力寻找生命的意义，而非轻易放弃生命。就像此前日本学者成田悠辅曾提出 “让老人切腹自杀减轻老龄化负担” 的荒唐言论，虽以 “开玩笑” 为由道歉，却也引发了对安乐死被滥用的担忧 —— 安乐死的初衷，是帮助身患绝症、承受巨大痛苦的患者有尊严地离去，而非成为 “解决负担” 或 “逃避生活” 的工具。 如今，距离古道尔离世已过去多年，但他留下的争议仍未平息。有人敬佩他一生追求科研的执着，有人惋惜他晚年的孤独与决绝，更多人则在思考：当生命走向终点，我们该如何平衡生命的长度与质量？或许，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但古道尔的故事至少提醒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无论是选择坚持，还是选择告别，都应基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而非外界的压力或一时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