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国民党特务猖獗，毛泽东亲自出手，逼走了国民党派的延安县长 “1940年初春的凌晨两点，你们听见没有？城南又开始散布小报了。”周兴披着大衣，小声对守在窑洞口的两名警卫说。 延安夜寒，窑洞外的风掠过黄土高坡，带来一股刺骨的凉意，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陕甘宁边区成了全国注目的焦点——前有八路军总部，后有中共中央；兵家必争，谍报组织自然也把赌注压在这块黄土地上。国民党军统、中统、陕西保安处、伪政府派来的探子像钻沙子的蚂蚁，四处乱窜。 最先显露端倪的，是那些莫名其妙流行起来的秦腔唱本。唱词换了味儿，汪精卫成了“忍辱负重的大英雄”，朱毛红军则被渲染成“祸害乡梓的乱党”，还配上一句“蒋委员长才是真正的救星”。戏台下面，老乡听得津津有味；戏台上头，却有一双双贼亮的眼睛暗自得意。谣言、流言、怪言，一时间比高原的尘土还多。 边区保卫处于是加紧了巡查。刚上任不久的处长周兴发现，除了唱本，还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报纸悄悄进城——版式是重庆的，纸张却是延安根本买不到的好货。更不对劲的是，报纸总能提前一周报道中央首长的动向。这个破绽太大，他立刻把几条线索交叉比对，找到了几个可疑节点：延安南门的车店老板冯长斗、县保安队里叫韩老二的差拨和一名在国统区待过的“乡贤”蒋福海。 就在情报逐渐拼图成形的档口，1937年4月25日那次伏击发生了。周恩来一行乘坐的卡车行经劳山，土匪与军统联手，三面压火力。轮胎先爆、再点火，弹雨如瓢泼，场面之凶险，亲历者日后都称那是“枪林弹雨里的鬼门关”。若非警卫员陈国桥拼命掩护，仅靠驳壳枪根本挡不住山头的机枪点射。余下还能脱困的，仅周恩来、张云逸等四人。边区震动，中央震动，周兴的保卫处更是如坐针毡。 不到一个月，周兴调动特务队、骑兵排、边区独立团，一口气拔掉劳山周边四十余股土匪。冯长斗、韩老二、蒋福海悉数就地正法，劳山奇袭案告一段落。但他心里清楚，真正的“大鱼”还在暗流里游。 “大鱼”之一叫沈之岳。1938年4月，重庆大学访问团抵延安。名义上是教授助教，实则军统核心干将。此人行事谨慎，夜里跑到杨家岭外踩点却连脚印都刻意刮平。可他低估了延安的警戒等级。副处长王范与他闲话半日，听出河南籍却满口江浙腔，一查户籍漏洞百出。尽管沈之岳最终脱逃并在台湾官至中将，但他的暗杀计划完全流产，也让戴笠损失了一张王牌。 周兴没有停手。利用投诚官绅王忠岐的“回马枪”，他指挥特派员赵去非导演了一场精妙的反间计——一句“我们内部可能埋了共党细作”足够，在洛川的中统主任单不移干脆把自己人活埋了。中统网络顿时土崩瓦解，延安外围再少十来个暗点，边区空气立刻清爽许多。有意思的是，这一出“借刀杀人”后来还在解放军的情报教材里成了经典案例。 谣言虽暂歇，可根子未除。症结就在延安市区那座堂而皇之的“国民党延安县政府”。按照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约定，边区内部本不该有平行的“官府”。可国民党硬是派了县长罗某驻延安，表面是“共同抗日”，背地里却给军统、中统做眼线，搜情报、撒传单，举手投足都在唱“统一战线”的反调。多次交涉无果，周兴只能再度登门向毛泽东请示。 1940年4月的一天清晨，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国民党县政府的大门口。罗县长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罗先生，”毛泽东语速不快，“兄弟阋于墙，再不收手，可就给日本人腾地盘了。”一句“兄弟阋于墙”打得对方面红耳赤。接着又补了一句：“朋友做不成，也别做仇人。搬一搬地方，大家脸上都好看。”罗县长连连鞠躬，声音发抖，却只得答应。 延安城里的老百姓很快发现，那伙人匆匆打包，三天之内移回重庆。唱本没了，流言散了，黑市安静下来。边区警备司令部后来统计——国民党县政府撤离后，谣言、特务案、恶性抢劫案环比下降八成以上，这个数字比任何宣传口号都管用。不得不说，毛泽东亲自出面谈话的震慑力，远胜于一次大兵围剿。 回溯这段攻防，边区情报系统靠的是几条准则：谣言必溯源、敌情必前置、出手必快准。国民党特务机关玩阴的，边区保卫处就来明的加暗的；对手想“掺沙子”，中央便“筛沙子”。事实证明，在民族存亡、正邪对决的当口，任何花招终究敌不过坚定的政治立场与冷硬的斗争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