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韩复榘的遗孀高艺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韩家在东绒线胡同47号的房子，原是我的，能不能还给我？” 1949 年 10 月，北京。高艺珍坐在漏风的厢房里，手里捏着信纸。笔尖停在 “中央人民政府” 几个字上面，半天落不下去。这封信，她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最后只剩这简单一句。 那时，她已不再被街坊骂作 “汉奸婆”。可五年前不是这样。国民党官员曾冷冷地对她说：“房子属敌资，不归还。” 当时，她带着五个孩子蹲在北平街头，第一次尝到绝望的滋味。 要弄清这房子的来历，以及高艺珍为何陷入这般境地，得从韩复榘的结局说起。 1938 年 1 月 24 日，武汉行营的刑场。韩复榘被按倒在地，直到死，他都没明白：自己不过是跑了几次，咋就成了 “逃跑将军”，被人骂呢？ 枪响那一刻，韩复榘恍惚想起一个人 —— 高艺珍。那个裹着小脚、曾替他还赌债的女人。 1902 年，河北霸州。他们在这里结了婚。那时的韩复榘，还是个穷小子。高艺珍嫁妆里的一对银镯子，被他偷偷卖了换赌资。 后来，韩复榘赌输了就跑。从河北跑到河南，又跑到陕西。最后，他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混出了点名堂。 新婚夜，韩复榘对高艺珍许诺：“艺珍啊，等我当了大官，一定接你去享福。” 可等他真当上山东省主席，心思变了。他看着镜子里裹小脚、面容憔悴的妻子，话到嘴边成了：“以后别去参加宴会，丢人。” 高艺珍没争辩。她知道丈夫嫌弃自己，可五个孩子还小，她得撑起这个家。 1937 年，日军进犯山东。韩复榘没抵抗，连夜跑了，把大半个山东拱手让给日军。 “娘，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12 岁的大儿子拉着她的衣角问。高艺珍没说话，只是把箱底最后几件首饰，塞进了包袱。 她记得韩复榘走前说过：“去北平，房子是张学良送的，安全。” 东绒线胡同 47 号的四合院，确实是 1931 年张学良送的。当时韩复榘刚调任山东省主席，张学良为表祝贺，特意在北平买了这处宅子。 可 1937 年日军占领北平后，情况变了。这房子被划为 “敌产”。后来国民党接管，一点都没留给高艺珍。 “高女士，这房子是敌资，你丈夫是汉奸，依法没收。” 官员的话，扎进高艺珍心里。 她抱着最小的孩子，看着襁褓中的婴儿，突然想起韩复榘被枪毙那天的报纸。报纸上写着：“韩复榘畏敌逃跑，蒋委员长明正典刑。” 她不懂 “明正典刑” 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往后没人往家里寄钱了，五个孩子还得吃饭。 接下来的日子，高艺珍带着孩子开始逃亡。路上，她遇到过日军巡逻队，也碰到过土匪。 最险的一次在河南。孩子饿得直哭，她拿出最后半块高粱馍，却被流民抢走。就在这时，韩复榘生前的挚友闻承烈伸了援手，给了她一百块大洋：“嫂子，复榘兄虽然走了，可孩子们还在。” 闻承烈把钱塞给她，转身就走。高艺珍望着他的背影，想起韩复榘曾说的话：“闻承烈是条汉子，将来我要是遭难，你找他准没错。” 1949 年 10 月 1 日，收音机里传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的声音。高艺珍听着广播，突然想起东绒线胡同那栋四合院。 她抱着试试的想法写了信，没指望真能要回房子，只求有个落脚的地方。 信寄出去后，她等了整整三个月。一天，街道办的同志来敲门：“高阿姨，中央来人了，说你家的房子可以归还。” “真的？” 高艺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过房子太大，你和孩子们住不完，国家想回购一部分，你看行不？” 高艺珍没犹豫，一口答应。她拿着补偿款，在胡同口买了处小院。剩下的钱，够孩子们上学、成家。 搬家那天，高艺珍站在东绒线胡同 47 号门口，摸着斑驳的门环，突然笑了。她轻声念叨：“复榘啊，你说我配不上你，可到最后，还是共产党给我和孩子们一个家。” 后来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嫁给韩复榘。她摇摇头，说：“他跑路，是怕死；可他没休妻、没纳妾，也算有点良心。这房子，就当是他欠我的债吧。” 1956 年，高艺珍去世。临终前，她把房契塞给大儿子，叮嘱道：“这是你爹留下的，也是新中国还回来的。记住，往后不管遇到啥难事，都有国家撑腰。” 其实，韩复榘起初并非完全不抗日，曾派部队驻守德州、突击日军，但后来因向蒋介石索要装备受挫，加上部队伤亡重，才弃守济南等地。 韩复榘死后，高艺珍独自带孩子求生，日子格外难。韩复榘的其他夫人先后离开，她既要应付困苦生活，又要照顾患病的大儿子和其他孩子，后来还过继了一个女儿。蒋介石给的十万抚恤金，在逃亡中很快花光，可她还是咬牙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且孩子们长大后都很有出息。 高艺珍对韩复榘也算仁至义尽。解放后，上了年纪的她还为韩复榘恢复名誉奔走，最终让韩复榘得到 “不属奸逆，亦非战犯” 的结论。 回顾高艺珍的一生，她几乎没为自己好好活过一天。但她把所有的坚韧和爱，都给了孩子们，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