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解放后，一蒙古奴隶找到我军：他竟是走散12年的红军营长 “首长，这个人自称是红军营长，可他却穿着破旧的蒙古袍。”——1950年3月8日早晨，警卫员小马在西北军区作训处的门口低声汇报。 消息很快传到作训处主任尚志田耳中。前一天，他在湟中县参加群众大会时，那个表情焦急的蒙古汉子死死抓着他的袖子，一连串含混的语句听得他摸不清头绪。如今，有了翻译，事情忽然悬起了更大的弧线：对方名叫廖永和，自称是十二年前西路军失散的营长。若消息无误，这不仅是个人经历，更牵出一段由雪峰、饥饿、奴役交织的残酷岁月。 审查身份是首要步骤。尚志田没有仓促下结论，他先让警卫连的老兵与那名蒙古汉子对口令、唱军歌。令在场的人怔住的是，对方不但认得旧日口令，还能背出红四方面军的《战斗纪律十条》。唱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他虽声音嘶哑，却把每一句都咬得分明。此刻，多数人已相信：这人确实从长征年代走来。 廖永和1916年生于安徽金寨，家里典型的佃户，春耕秋收仍填不饱肚子。13岁那年金寨山间枪声四起，立夏节起义的队伍在田埂间穿梭。孩子们喜欢跟着看热闹，他却跟着捡起没爆的弹壳，交给大人后得到半块红薯，便觉革命也能止饿。1931年，他正式穿上灰布军装，成了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小传令兵。玩命冲锋、送信穿火线，他越干越上瘾。立功、提干，到了1936年，他才二十岁就坐到了二营营长的位置，这在基层历来罕见。 转折出现在1936年底。当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西路军奉命继续西征。彼时外界只见“十万里长征的尾声”，可廖永和预感到风暴才刚开始。西路军21800余人，一脚踩进西北荒漠后，被马家军的铁骑盯得死死的。马家军平均一兵两马，机动快得像旋风。1937年1月下旬，倪家营子的大雪把战场封成白色地狱。红30军被围，弹药短缺，祁连山深处水冻成铁，粮已见底。突围的一夜，廖永和领着残部27人杀开缺口，他自己右腿挨了一发步枪弹，贯穿股骨。 后面发生的，几乎像旧小说。雪窖冰天里，他靠一根木棍拖着伤腿，每前行一步就留下血点。能量耗尽时，他遇见了另外十名掉队的战士，其中年纪最小的何延德尚未满十五。零星的猎物与野草支撑起微弱生命，然而气压、饥饿、伤口溃烂轮番侵蚀队伍。人数不断减少，到后来就剩廖永和和何延德。腿中的子弹仍未取出，他疼得说不出一句整话。又一个夜晚，大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二人缩在洞里发抖，洞外忽然响起粗重的女声：“有人吗？” 来人是一位牧区妇女，裹着厚羊皮袍，见他们神情虚弱，热气腾腾的奶茶递过去。她的汉语蹩脚，却反复念叨“红军”“好人”几句。伤口得到初步清洗，棉被包住残肢，两名年轻人短暂体会到久违的温暖。遗憾的是，善良并不足以扭转命运。妇女的丈夫——那片草场的小牧主——很快盯上了这两名动弹不得的外来者。奴役，在古代史书中出现的词，在祁连山脚下成为现实：鞭子、牛粪火堆、狗牙，是他俩每天必经的考验。 廖永和的腿有了后遗症，拉伤时剧痛难忍。牧主以此为由，用鞭子催他干更多活：清羊圈、割草料、凿冰取水。试想一下，一个曾带过数百士兵冲锋的营长，如今被使唤得连坐都不能坐直。逃跑多次，收效一样——狗撕咬、鞭抽，甚至连给伤口上药都被视作奢侈。 1942年的枪炮声改变了僵局。日军西进牵动西北局势，青海牧区亦掀起骚动。牧主一家忙着逃难，奴隶成了负担，索性把锁链一砍各自逃命。就这样，廖永和与何延德在兵荒马乱里重新得到自由。身无分文，两人靠替人剪羊毛、贩皮张活着，也靠干活时换来的一小捆茶叶换枪支弹药打野兽。三年后，何延德染肺病去世，临终前塞给廖永和一张写着“回部队”的羊皮纸。那一夜，廖永和呆坐在火塘旁，无言。 此后，他在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给牧民赶过马，也在倒淌河的盐碱地里捡过盐块。有人问他：“你腿瘸了，还想着当兵？”他只是摇头笑。1946年他与当地汉族姑娘成婚，仍四处打听共党的动向。不得不说，那份执念像祁连山风，吹不散。 1949年9月，西宁城头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鼓号声、锣鼓声混杂，消息像火一样蔓延。次日天不亮，廖永和跨上借来的瘦马，用羚羊皮索把破袍系紧，朝西宁赶。解放军进城没几天，还在忙着接管。看见瘸腿男子翻身下马，士兵以为他是普通牧民要登记牛羊，没料到对方一句“同志，我是红军营长！”脱口而出。 随后才有了湟中县群众大会上的那幕。尚志田将人带到西北军区，廖汉生中将亲自审问。一问家乡、番号、口令、部队番号，条条对应。至此，那段尘封十二年的履历才被完整拼起。审批后，军区同意他以老红军干部身份接受短期学习，安排在青海干部训练班报到。开学第一天，青稞酒未暖，他拄着拐杖走进教室，台下新兵们不明所以，只看见一个穿旧军装、腿脚不便的中年人，一鞠躬就笔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