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东方大国不承认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对割让领土的条约没有废除，红色部分代表丢失的领土，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默认了现状，但从来没有承认过。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逐步陷入列强侵略的漩涡。英国通过武力迫使清政府签署一系列协议，导致大量权益流失。 最初的《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银元，并割让香港岛。这开启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 随后法国、美国等国效仿，签署类似协议，获取最惠国待遇。俄罗斯则趁机在北部扩张，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域，总面积超过百万平方公里。 这些协议的签订，往往伴随军事压力，清政府在谈判中处于绝对劣势，无法平等对话。列强利用炮舰外交，不仅攫取经济利益，还蚕食主权，导致中国领土完整性严重受损。 国际社会后来普遍承认，这种基于武力胁迫的协议缺乏公平基础，属于典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民众对此强烈不满，推动了后续的反侵略运动。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平等条约的数量激增。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高达2亿两白银。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列强特权，包括开放更多港口和内河航行权。德国、葡萄牙等国也参与其中，分别占据胶州湾和澳门。 这些条约的核心特征包括领土割让、赔款、关税自主权丧失，以及治外法权和租界设立。清政府在这些协议中屡屡让步，原因在于军事实力悬殊和内部腐败。 列强通过这些条约，将中国纳入半殖民地体系，经济上控制海关和盐税，政治上干涉内政。这种格局持续到20世纪中叶，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历史学家指出，这些条约不仅是外交失败的产物，还反映了当时全球帝国主义扩张的浪潮，中国成为主要受害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政府明确宣布，不承认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 这包括废除外国驻军、收回租界和取消治外法权。周恩来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迅速清理殖民遗留。 1950年代，中国军队驱逐外国驻军，收回上海、天津等租界，民众生活逐步恢复正常。联合国席位恢复后，中国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这些条约源于武力胁迫，从法理上无效。 西方国家最初措手不及，但难以反驳中国的主权主张。这种态度体现了国家独立后的自信，避免了旧有枷锁的延续。 然而，对涉及领土割让的部分，新中国采取了审慎策略。没有正式废除这些条款，而是默认现有边界现状。这并非认可损失，而是基于现实考量，避免立即引发冲突。 为什么新中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却对割让领土默认现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环境和国家发展优先。 20世纪中叶，中国面临重建任务，经济基础薄弱。如果强行翻旧账，可能引发与邻国的军事对抗，消耗有限资源。 边界谈判中，中国优先稳定周边，选择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划界。例如，与俄罗斯的谈判避免重提历史争议，聚焦互利合作。这换来了边境和平，促进了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 地图上那些红色标记代表丢失领土，如外东北和新疆部分，虽然民间情绪复杂，但政府强调长远大局。国际法上，不平等条约虽无效，但领土变更需通过谈判解决。 新中国从未在文件上承认这些割让，保留了未来处理的余地。这种策略体现了外交的务实，避免了激进带来的风险。 港澳回归是这种态度的典型实践。香港通过《南京条约》和后续协议被英国控制，澳门则由葡萄牙占据。 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声明，这些土地是中国固有领土，不承认不平等条约。 20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中，中国坚持主权原则，提出“一国两制”框架。 1984年联合声明签署，香港定于1997年回归。类似地，中葡谈判于1987年达成协议，澳门1999年回归。 这些过程没有诉诸武力，而是通过外交谈判实现。回归后，港澳保持高度自治，经济繁荣，为其他争议提供模板。 这证明了默认现状并非退让，而是为和平收回创造条件。相比之下，藏南等地谈判更趋复杂，中国坚守立场，未作让步，体现了选择性策略。 边界划定谈判从1990年代展开，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协议。东部边界于1991年敲定，西部1994年完成。 这些协议确认大部分现有线条，交换少量土地，如黑瞎子岛部分归还。谈判避免翻历史旧账，优先现实稳定。这为周边和平奠定基础，促进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民众受益于边贸活跃，基础设施改善。 历史经验显示，激进追讨可能导致僵局，而务实处理换来发展空间。新中国这种做法，不是忘记耻辱，而是转化为前进动力。百年屈辱提醒人们，主权维护需实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