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病逝。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病床底下竟然发现了一个手提包。谁知打开之后，大伙都傻眼了。 梅贻琦，1889年出生在天津，祖上曾是明朝驸马梅殷，家世显赫。可到了他父亲这代，家道中落，日子过得紧巴巴。父亲梅曾臣是个秀才，后来在盐店当职员，收入只够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尽管如此，他咬牙坚持让孩子们读书，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梅贻琦小时候就显出聪明劲儿，1904年考进南开学堂，成了这所新学校的头一批学生。他读书特别认真，笔记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工整，老师都夸他有股子钻研精神。1908年，他从南开毕业，又考进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继续深造。 1909年，清政府用庚子赔款资助留学生，梅贻琦在630名考生里考了第六，拿到了去美国的机会。1910年，他到了伍斯特理工学院，学电机工程。大学里，他埋头钻研，经常熬夜做实验，成绩优异，1914年拿下学士学位，还进了Sigma Xi荣誉学会。回国后，他进了清华学堂教物理，讲课清晰，学生特别喜欢。他还管过行政事务，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慢慢在清华站稳了脚跟。1919年，他和南开时的同学韩咏华结婚，婚礼简单，只有几桌亲友，桌上就茶水点心，透着朴实。 梅贻琦在清华干得风生水起，1926年当上教务长，1931年被教育部部长李书华推举为清华校长。他上任后，推崇学术自由，主张勤俭治校，带头不用校长专车，骑自行车上下班。他的办公室简单得像普通老师，桌子上堆满了书和文件。他管着庚子赔款的巨额基金，却从不乱花一分，优先给老师和学生争取福利。一次，有位年轻老师生病，没钱治病，梅贻琦亲自帮他申请补助，批下来后还仔细记在账上。他的生活清苦，夫人韩咏华得摆摊卖糕点贴补家用，梅贻琦有时还去摊子上帮忙，收钱打包，干得有条不紊。 清华之前几任校长，像罗家伦、乔南木、吴南轩，都被学生闹过，纷纷下台。可梅贻琦当校长后，学生非但没赶他，还喊着“拥护梅校长”的口号。他在清华推行了不少改革，比如加强理工学科，聘请优秀教授，让清华从一所学堂变成国内顶尖大学。抗战期间，清华南迁，他带着师生辗转长沙、昆明，组建西南联大，硬是在战乱中保住教学质量。他事必躬亲，检查宿舍、食堂，确保学生有饭吃、有书读。 1948年，梅贻琦离开北京，去了美国，管清华基金，工资定得和留学生一样，只有300块钱。他拒绝高薪，生活依然简朴，常步行去图书馆查资料。1955年，他到台湾新竹，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亲自跑工地，检查图纸。研究所建成后，他还调试设备，确保一切顺利。1958年，他当上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办公室还是老样子，简单得不行。1962年初，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5月又接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工作，忙到病重还在核对账目。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北台大医院去世，享年72岁。家人收拾遗物时，在病床底下发现了个黑色皮质手提包，提手磨得发亮，明显用了很多年。打开包，里面只有一本厚厚的账簿，封皮写着“清华基金账目”。账簿里，每一笔款项都写得清清楚楚，日期、用途、金额，一点不差。从校舍建设到学生补助，每项都记录详细，字迹工整，连最后一笔——给一位老教师的医疗补助——都写得一丝不苟。这本账簿，像是梅贻琦对清华的最后交代，记录了他一生的清廉和责任。 众人看到账簿，都愣住了。梅贻琦管着那么大一笔钱，够他过上好日子，可他和夫人宁愿过得清苦，也不碰基金一分钱。韩咏华摆摊卖糕点，梅贻琦帮着打包，夫妻俩日子过得像普通人。他在清华当校长时，办公室里就一张旧桌子，墙角堆着修缮图纸。他常熬夜核查账目，灯下身影瘦削却专注。一次，学校修图书馆，预算超支，他亲自去工地查，硬是把费用压下来，确保钱花在刀刃上。这本账簿，不只是财务记录，更是梅贻琦对教育事业的承诺。 梅贻琦去世后，清华师生为他开了追思会，礼堂里挂满挽联，师生肃立，缅怀这位“永远的校长”。他的墓地建在新竹清华校园，名叫“梅园”，墓碑简单，周围种满月季花。他没留下遗产，也没留下遗言，但那本账簿成了他最珍贵的遗产。清华后来的发展，离不开他打下的基础。他推崇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了清华的精神支柱，影响了一代代学子。那本账簿被保存下来，成了清华历史的一部分，提醒大家什么叫真正的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