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2日，李鹏同志前往酉阳赵世炎纪念馆，缅怀这位革命先辈的事迹。因为

2001年10月2日，李鹏同志前往酉阳赵世炎纪念馆，缅怀这位革命先辈的事迹。因为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李鹏同志的舅舅。在纪念馆前，李鹏同志与夫人合影留念，表达对革命先辈的敬意。 2001年10月2日，酉阳下了一夜小雨。到了清晨，雨停了，云却没散开，整个龙潭古镇像被罩在一层旧玻璃下，光线暗，风也不响。 就在这个闷着头的天气里，一辆车驶进了赵世炎纪念馆前的广场。李鹏下车，朱琳跟着，脚踩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很轻，他们的伞还没收，衣角还带着雨气。 馆外挂着条幅，红底白字，横在空中有些垂，风吹不起来。 有人递给李鹏花，他没有接，也没有推，眼睛直直地看着馆门口那尊铜像——那是赵世炎。 一个人站在亲人的雕像前，有什么能说的？无非是沉默。 他们说这是一次祭奠，一个国家领导人来缅怀烈士，来传承红色基因，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可懂得的人心里清楚，那不仅是个烈士，也是他的舅舅，是他母亲的哥哥，是一个在李鹏出生前就已经牺牲了的人。 照片里的李鹏站得很直，夫人站在他旁边，表情也很安静。镜头闪了一下，就像是某种仪式完成了，但人没动。他还站着，看那尊铜像，看它肩膀上落下的水珠慢慢汇成一道，流过脸颊，好像那不是雕像，好像是他真的站在雨里，低着头不肯进屋。 赵世炎就这样又被看了一眼，被家人，也被历史。 人们记得他是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是留法学生，是“黄昏之贼”，是巴黎布伦森林里的书记，是上海枫林桥下的烈士。但在龙潭，这些身份都沉到水底去了。 他是那个穿着灰布短褂的少年，在码头咬着嘴唇说再见；是那个坐在工厂楼顶偷偷读书的青年，眼睛被日头晒得发红；是赵家屋后竹林边打弹弓的孩子，是赵君陶记忆里的哥哥。李 鹏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赵君陶在家书里说过：“你舅舅聪明得早，太早。”聪明人总是先看透，也先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赵世炎十八岁，刚好是冲动的年纪。 他看书，看《新青年》，看《共产党宣言》，看得急，看得狠。那时候读书人不是为了混个文凭，是为了找一条命可以走的路。他说：“要到法国去。”家里凑了点钱，又借了点，他就去了。 没钱念书？那就白天搬砖，晚上啃书。没人管你吃没吃饭，也没人劝你早点睡。赵世炎不睡。他在工厂顶楼的铁皮房里点着煤油灯，腿上压着书，墙上写着“黄昏之贼”四个字。他说这是他自己偷时间的方式。他怕天黑，也怕天亮。他想把每一秒都榨干，像是知道自己活不长。 他在巴黎和一群人凑在一起，那群人后来都成了不得了的人。 周恩来、李维汉、张申府……他们聚在森林里开会，拿着皱巴巴的纸投票，选出赵世炎当书记。 他当时年纪不大，说话还有点口吃，可眼神从不飘。有人说他站着讲话像一根钉子，钉在人心里。你听他讲话，前两句可能还慢，第三句就变快，第五句就带了火。他不是为了煽情，他是真的急。他看得比别人远一点，急得也比别人早一点。 回国以后，他先是在北京搞工人运动。 每次讲演完，嗓子都哑，嘴里含着一片生姜接着讲。 他的信件里提到：“今之青年，不许苟活。”这种话，不是给人听的，是给自己咬牙时留的后路。 他后来到了上海，化名施英，成了地下党里最活跃的几个人之一。那个时候的上海，表面热闹，里头全是血腥。 1927年春，北伐军快到，赵世炎组织了工人起义，一次又一次。 他穿布鞋，背个小包，常常凌晨进门，天亮就又走了。有人劝他：“换个地方避避。”他摇头，说：“党存在一天，我就不能走。” 白色恐怖像一张破网罩下来。他的住处被人出卖，敌人冲进来带走了他。 他没有反抗。 他知道这一步迟早会来。他在狱中受尽酷刑，牙齿被打断了，手指甲全被拔掉。他还是不说话，他给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想从我口中得到秘密，没门。” 1927年7月19日，上海，枫林桥，赵世炎被带上刑场。那天很热，蝉声一阵盖过一阵。他没有喊口号，没有留下什么遗书。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站在布伦森林的投票纸前那样，直。枪响时，他没倒下，往前冲了一步，才栽倒。那一步，后来很多人都记住了。 这些故事，赵君陶讲过很多遍。 李鹏小时候听的时候不懂，只知道“你舅舅很勇敢”。等他大了，坐上那个位置，再来听，就沉默了。他母亲去世后，他把赵君陶的遗物整理出来，一件一件送去纪念馆。旧衣、旧书、老照片，全装进盒子。赵家的记忆，就这样一层一层叠进了国家的记忆。 那天，纪念馆外头还有一批学生在排队。 他们穿着校服，排得整整齐齐。李鹏站在雕像前没动，孩子们从他身后走过，有的偷看他一眼，有的看看雕像。他们不知道这个穿西装的老人和雕像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知道，这是一段必须记住的历史。 铜像没有说话，它一直站在那里。 风吹动它肩上的雨痕，慢慢干了。广场尽头，有人放了一束花，风太大，花歪了，但没倒。 李鹏和朱琳走进馆里，门缓缓关上，留下门口那块石碑，在雾气里一点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