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他去任何地方，周养浩提出：“我想去台湾投奔老蒋！”谁知他刚出发，蒋介石就死了！ 周养浩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和沈醉、徐远举并称“三剑客”，但这仨人，路数完全不同。徐远举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沈醉则是个八面玲珑的“笑面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最后反正自己总能活得不错。而周养浩，是最特殊的一个。 他本是学法律的，在上海法学院读过书，还受过进步人士沈钧儒先生的影响，参加过“抗日救国会”。按这条路走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名爱国律师。可命运的岔路口，他遇到了戴笠。戴笠看中了他身上那股子书卷气和骨子里的狠劲，硬是把他拉进了军统。从此，一个法律系高材生，变成了特务头子。 周养浩“杀人书生”的名号，不是白叫的。他不像徐远举那样咋咋呼呼，他杀人，讲“章法”，讲“效率”。他主政的息烽监狱，被称为“活棺材”，关押过12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超过600人没能活着走出来。他甚至“创新”管理方式，表面上给犯人松绑，让他们搞文艺活动，背地里却用更隐蔽、更残酷的手段进行精神折磨和肉体消灭。这种外表儒雅与内心残暴的巨大反差，让他成了军统内部都让人不寒而栗的角色。 杨虎城将军的遇害，更是他手上抹不去的血债。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下令除掉杨虎城。具体执行的，就是周养浩。他亲自把杨将军一家骗到重庆戴公祠，残忍杀害。干完这票，他自知罪孽深重，我党绝不可能放过他。所以，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逃。 可天网恢恢，他逃到昆明，准备坐飞机去台湾，正好赶上卢汉起义。飞机被扣，他也被当场抓获，随后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 进了功德林，周养浩一开始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他觉得共产党肯定会清算他，所以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管教提审他，他就玩文字游戏，跟你辩论，把管教气得够呛，他反倒以此为乐。他心里的小算盘是：共产党讲政策，只要定不了我的具体罪名，就不能轻易杀我。 这种顽抗的态度，让他成了功德林里最难啃的骨头。别的战犯都在积极改造，写悔过书，参加劳动，他呢，整天就想着“党国”能反攻大陆，救他出去。 直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杜聿明、王耀武这些比他官大、名气也大的人物都走出去了，周养浩才傻了眼。他第一次意识到，自由这东西，原来真的不是梦。从那天起，他那套“雄辩”的把戏不玩了，开始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但即便如此，因为他之前的“表现”，一批批特赦，都轮不上他。 这一等，就等到了1975年。毛主席指示，将所有在押战犯全部特赦。当周养浩的名字被念到时，他激动得老泪纵横。二十六年的牢狱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 国家政策很宽大，给了他们选择的权利：想留大陆的，安排工作；想去台湾的，发给路费，提供方便。周养浩几乎是脱口而出：“我想去台湾投奔老蒋！”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工作人员看来，简直是改造失败的典型。但政策就是政策，国家还是批准了他的申请，给了他一笔港币，安排他去香港转机。 1975年4月5日，周养浩这边刚准备动身，那边就传来消息：蒋介石病逝。这下尴尬了。没了老蒋，台湾那边谁还认他这个前朝的“杀人书生”？接替上位的蒋经国，对这些从大陆放出来的“老人”本就心存芥蒂，担心他们是被“统战”了。于是，台湾方面给出的答复是：再等等。 周养浩在香港一等就是半年，台湾那边的门，始终没有为他敞开。从满怀希望到彻底绝望，他终于看清了自己效忠了一辈子的“党国”的真面目。他不过是一颗早已被遗弃的棋子，人家根本没想过要回收。 心灰意冷的周养浩，回大陆是没脸了，最后只能远赴美国，与早已在那里的家人团聚。 到了美国，故事又有了新的转折。当时，同样被特赦后去了美国的战犯段克文，为了讨好某些势力，写了本书，大肆污蔑功德林的改造政策，说里面是“人间地狱”，共产党如何虐待战俘。 有记者就这事去采访周养浩，想让他也出来“控诉”一番。没想到，周养浩听完后勃然大怒，对着记者就说：“我从未在功德林遭受虐待！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政策，我这条命早没了，还能安然地坐在这里和你说话吗？” 这话一出，震惊四座。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最顽固的军统特务，在被“党国”无情抛弃后，竟然会站出来为共产党的政策说公道话。 周养浩晚年定居洛杉矶，深居简出，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一生，是那个大时代下一个复杂个体的缩影。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他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和畸形的政治机器塑造出来的悲剧人物。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选择看似重要，但往往身不由己。而人性的回归，有时恰恰需要时间和最无情的现实来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