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丁盛申请把关系转到深圳，想要一家团聚，纪委：怕是有困难 1995年3月的一天清晨，华灯未灭，深圳市罗湖区的街头已经有工人推着手推车往工地赶。就在这座热气腾腾的城市里，72岁的丁盛正在一家狭小的出租屋里整理文件。他准备把户口和组织关系从南昌转到深圳，理由很简单——儿女全在这儿，老人想在生命后段与家人朝夕相处。资料摞得厚厚一叠，他仍不放心，又把相片、病历和立功证书依次塞进公文袋，“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凭证，少一张也不行。”老伴在一旁小声提醒：“别累着，你身体要紧。”老人摆了摆手，动作却慢了下来。 这一幕，对老兵而言并不陌生。打仗时，命令来得干脆利落；提请转关系，却要层层申报。材料递到军区纪委后，答复也干脆：“怕是有困难。”简短五个字，既没有驳回，也没松口，像一道闷雷压在老人心头。 为什么会困难？要解释清楚，就得把时间往前拨。1977年5月，丁盛被撤职、开除党籍，原因是一场在上海和平饭店的饭局。三名被定性为“林、江余党的骨干分子”出席，丁盛恰好同桌。会后，他成了“问题人物”。从此，曾经响亮的“丁大胆”成了闲散老人。此后十八年，他在南昌、南京、深圳三地之间辗转，既要养病，又要维持基本待遇。 再往前推，1968年8月，丁盛升任广州军区司令。雷厉风行是他的标识。部队干部做汇报，念稿子磨磨蹭蹭，他当场打断：“要点讲三句，废话省省！”台下鸦雀无声，事后没人敢再照本宣科。也正因这股火劲，他和许世友在1973年互调——许赴广州，他到南京。两人都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可在“政治气候”里，许世友更懂进退，丁盛却慢半拍。这一慢，埋下隐患。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打得利落。战场在喜马拉雅山麓，日夜温差近四十度，丁盛掌五十四军核心部队，二十一天横扫印军东北边境防线，收复达旺。印方战俘口中，“丁盛”变成恐怖代号。名气大了，人却没变。他仍四处巡营，看到战士用卷刃铡刀剁猪草，立刻让团长亲自上手体验。第二天，全营铡刀换新。 1952年赴朝支援，“金城反击”定下停战基调。林彪评价他：“打起仗来像狼，管起兵来像锥子。”然而，战功再大，也需要政治安全网，这一点，丁盛始终不够敏锐。毛主席早年就提醒过：“多跟人打交道，别光顾埋头。”老人记得这句话，却没学会使用这张网。 故事再倒回1949年的衡宝。四野对阵白崇禧桂系主力，林彪命各师暂缓行动。电文因山地通讯混乱没送到一三五师，丁盛率部强攻，短短数小时搅乱桂军部署。林彪听报后笑道：“好一个‘丁大胆’！”也是这场误打误撞的胜利，把丁盛从通讯员推到师长舞台。 几十年光阴眨眼即过。改革开放后的深圳，人口从二十万涨到三百多万，一套小两居租金也飞涨。老干部想转入深圳，不仅要解决住房，还牵涉地方财政、医保、干休所编制。市里给出的规定写得很清楚：第一，申请人须有深圳户籍直系亲属；第二，自备住房；第三，原单位保证待遇发放。乍看不苛刻，落到现实全是坎。丁盛的儿女确有深户，可自备住房谈何容易？他们都在外贸公司、工厂打拼，正供房还贷。老父亲若单买一套，拿什么付首付款？至于原单位，南昌方面早已按县团级离休标准核定，若人去了外省，补贴、医药费如何流转，财政口径一时也拿不准。 纪委干部专门到罗湖做过家访。老人执意：“我在广州干休所也行，关键离孩子们近，急事一趟车就到。”工作人员沉吟，记录完毕。临别时，老人递上放大镜陪伴多年的军功章复印件，说：“这些能说明问题。”年轻干部不忍直说，轻声回了句：“政策摆在那儿，领导也挠头。”短短一问一答，是全文唯一的对话，却足见无奈。 有意思的是，丁盛早年不修边幅，却对家属待遇格外上心。1971年刚升任南京军区司令，他给后勤部门提过建议：家属区应设单独医务室，“前方打仗，后方要稳。”那时预算不足，提议没落地。到自己暮年，他成了苦恼者，医疗、住房反成最大牵挂，颇有宿命味。 深圳与南京相隔千里，广州仅130公里。左右权衡，军区纪委给出折中方案：广州军区干休所尚有空房，可供丁盛夫妇居住；如无异议，同年6月调配。消息飞到罗湖，小儿子松了一口气：“爸，周末我照样能开车去看你，两个小时就到。”老人点点头，却没说好坏。眼角细纹抖了抖，像是轻笑，又像是叹息。 此事传到部队老友圈，一些战友议论：“丁盛脾气犟，碰见政策硬，算是棋逢对手。”也有人替他抱不平：“打仗的时候横插几次命都不要，如今养老还搞这么繁琐。”众说纷纭，终究无解。制度的网格既保护也限制，丁盛这一生领教得太多。 1995年夏末，老人入住广州干休所。房间不大，整洁有序。墙上挂两幅照片，一张战地合影，一张全家照。后来有人问他，是否遗憾没搬进深圳。丁盛摇头：“能离孩子近点就好，要求不能太高。”少了火气，多了缓和，与昔日“丁大胆”形成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