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2年叛逃的人的主要以维族和哈萨克族为主，大约有五六万人，现在他们过的一点都不好。 1962年那年春天，伊犁的雪比往年化得慢，河道边结着薄冰，牲口踩上去都不安分。 可比起这些，自打那年开春起，人心才真正开始变得不安分。 牧民一开始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天，草原天大，风却紧。有人在集市边悄悄卖了家里最后两匹马，一匹黑的一匹花的，说是换盐，其实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没几天，镇子上就有人开始传，说西边的路开了，霍尔果斯口岸那头，有人专门来接，有车、有吃的、有证，走过去就成了“苏联人”，还能发两块牛油。 起初，没人真信。 可谁都记得，前些年“困难”闹得有多凶。 仓库空了，孩子饿得啼哭，地里种出来的粮食不是没收就是被鼠灾毁掉。 连干部自己都悄悄种了地窖菜，还装出副革命面孔。 那年伊犁的棉布配额比哈密少，谁家有点好料子，全村都羡慕。 苏联电台开始密了，广播声穿过戈壁，维语、哈萨克语，一句句软绵绵地钻进耳朵：“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那些字眼像老鼠啃粮袋子，一点点啃得心里发空。 后来真的有人走了。夜里走的，拖家带口。有个叫艾合买提的老汉，祖上是从塔什干逃来的，这次却又往回走。他说：“命数到这儿了，我想试试看。”他走得干脆，只留下炕上的水烟袋和孙子的破靴子。 再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偷偷摸摸了，是白天公开走。 一家人带着炉灶、被褥、羊圈门板，就这样排着队地去口岸。巴克图那边人说，苏联人准备好了，有帐篷，有麦饼，有医生。他们把这些人叫“兄弟民族”，招待得比自家人都细。 最扎眼的，是祖农·太也夫。堂堂一个维吾尔族的少将，新中国授衔时的英雄人物，说走就走了。他还带着家人和几个老部下。有人说他是受苏联蛊惑，有人说他是看穿了结局。那天他穿着军大衣站在边境口岸，风一吹，像是那身军装也觉得羞愧，不敢贴身。 他没说一句狠话，倒是眼神飘过来那一瞬，像是替人下了判断——你们还在犹豫什么？ 伊宁的车站彻底乱套，是5月29号那天。几千人围着客运站，高喊着要去苏联，要坐国际班车。警察被打翻了帽子，玻璃碎了一地。有人抱着小孩哭，说走得太晚怕赶不上“队伍”。那天太阳特别刺眼，碎玻璃反光照在人脸上，跟火一样。 北京知道了这事。毛泽东批示：“让他们走，不必强留。”这话不像是愤怒，更像是冷静得可怕。他说：“天堂？你们去看看是不是真的。”那时候他就认定，这不是福，是祸。 可地方可不敢再让人这么走了。兵团的人开始往边境调，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搭起帐篷，扎起铁丝网。干部一边安抚百姓，一边清点损失。很多村子成了空壳，牛圈的门咯吱咯吱响，没牛，也没人关。有人说自己家三口人就剩下他一人没走，一口锅、一张破炕席，他守着，像守一块没人要的地皮。 那年有统计：牲畜走了十几万头，耕地荒了几万亩。连县政府也差点搬空，有一次县里只剩三个干部，两个人还发高烧。 而走过去的人，真的像他们想的那样，被迎接成了贵宾吗？ 刚开始是热闹的。哈萨克斯坦那边的收容所、农场、学校张罗得很快，发吃的，分衣服。可等新闻照片拍完，欢迎标语撤掉，他们才发现真正的生活才刚开始。身份，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苏联对待这批人，并不真的当自己人。 他们不是移民，不是难民，更像是“合适的时候用来做宣传”的工具人。被安排去干最苦的农活，住在最旧的宿舍。孩子进不了主城区的学校，大人进不了干部队伍，连买东西都得排在苏联本地人后头。 有人悄悄写信回新疆，说后悔了。可边境线早已扎起新一轮的铁丝网，兵团哨卡每十公里一个，谁还敢再往回走？ 1991年苏联解体后，问题彻底暴露出来。 国家不管了，农场也散了。 这批人，变成了没有户籍、没有福利、没有出路的人。有人饿死在阿拉木图街头，有人拿着苏联老护照去换面包，被拒。 还有人偷偷跑到边境，想试试看能不能混进来——可他们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祖农·太也夫，老了，死在中亚一个普通病房里，连棺材都是临时借的。 他没有等到荣归，也没有换来荣耀。 他曾是万人仰望的少将，最后像个失踪的人，名字慢慢从两国的官方记忆中被抹去。 那些留下来没走的人，生活也不容易。 但随着时间慢慢拨过，改革开放了，兵团稳了，边境线也安静了。 他们没穿上苏联的呢子大衣，但穿上了中国自家的蓝工作服。 孩子们进了学校，地又翻种起来。 牛羊照样跑，夜里还是有人吹笛子，只是那曲子里，再也没有临走时的慌乱。 1962年，是个坎。 人走了，地空了，铁丝网再也没松过。 风还在吹，草原夜里还是冷，可再没人轻易提起“过境”这个词了。 有人说，命运是自己选的，可有时候它像风，吹你一把，你就以为是自己决定的。 巴克图口岸的栅栏如今锈得厉害了，有些地方已经脱了漆。风吹过时，会发出咯咯的响声，像有人在轻轻敲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