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刘琦1945年出生在上海，家里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老师。她从小就爱读书，梦想当学者或艺术家，过那种有文化味儿的生活。可1966年，21岁的她响应号召，离开上海去了陕西插队。她以为农村是诗意的田野，能跟乡亲们一起干活，热火朝天。可到了那儿才发现，土坯房冬天漏风夏天闷热，每天五点起床扛锄头下地，手磨出血泡，吃的玉米面窝头硬得硌牙，连油星都见不着。 她没抱怨，努力适应，学会了挑水种地，还在村里教孩子读书识字。村民开始叫她“城里来的老师”，可她跟乡下人总有点隔阂，有人背后议论她的打扮和说话方式，她心里不是滋味。 到了1977年，刘琦32岁，返城的机会彻底没了。哥哥来信说，因为家庭背景，她被划出名单。她没办法，只能在这片土地上找条出路。当时村里有个农民刘三海，老实本分，对她挺关心。她干不动活时，他会搭把手，送点柴火粮食。她想着，这人靠谱，也许能过下去。于是那年冬天，两人结了婚，婚礼简单，土屋里几张桌子，乡亲们凑了点酒菜。新婚之夜，她穿着旧棉袄，对刘三海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这话是承诺，也是她给自己找的理由。 头几年，日子还凑合。刘三海干活卖力，对她也不错。1978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家里多了点温馨。可到第二个女儿出生时，问题来了。村里重男轻女，刘三海脸上挂不住，别人嚼舌根，他回家就没好脸色。1980年，第三个还是女儿，他直接扭头走了。婆婆骂她没用，生不出儿子。从那以后，刘三海变了，喝酒越来越多，脾气也大了。醉了就摔东西，后来还动手。他不讲究，打起来没轻没重，家里气氛越来越沉重。 刘琦没闲着，白天教书，晚上做针线活，想多攒点钱给孩子好日子。学生喜欢她，村里人也夸她能干。可这反而让刘三海不舒服，他觉得自己没面子，赌瘾也上来了。1985年，他把家里的钱输光，还欠了债。债主上门，他逼刘琦拿钱，她不给，他就发火，甚至动手拖她摔她。 日子熬到1995年，春节前，刘三海又醉着回来，怪她饭没做好，直接上手打她。她嘴角流血，三个孩子吓得躲一边。她心里空了，18年的苦日子压得她喘不过气。那晚，她翻出农药，喝下去前说了句：“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第二天早上，孩子发现她倒在院子里，喊声传遍村子。刘三海哭得撕心裂肺，可这哭声救不回人。她走了，留下三个孩子和一堆叹息。 村里人议论开了，有人惋惜，有人摇头。可谁都知道，这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悲剧。那年代，很多知青跟她一样，带着希望下乡，最后被现实磨没了念想。 刘琦的故事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她从城市来的女青年，满脑子理想，可农村的日子硬生生把她磨垮了。婚姻开头像个救命稻草，可后来成了她的噩梦。重男轻女的观念、家庭暴力、返城无望的死胡同，这些都像石头一样压在她身上。她的悲剧不全是她自己的错，时代的大环境、社会的旧观念、家里的破事，哪样都跑不了。她想挣扎，可没路可走，最后只能用命了结。 那时候，像刘琦这样的知青不少。他们背井离乡，想为国家出力，可到头来，能好好活下去的没几个。她的故事，就是那年代的一个缩影，小人物在大洪流里挣扎，沉得无声无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