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大寨出名后，陈永贵给乡亲们酒喝：这是茅台，100多元一瓶 “1964年9

60年代大寨出名后，陈永贵给乡亲们酒喝：这是茅台，100多元一瓶 “1964年9月的傍晚，你们谁喝过贵州的茅台？”陈永贵挎着破旧茶壶，一边擦汗，一边笑着跟场院里的人搭话。话音未落，几位社员面面相觑：茅台？那可是传说里的贵酒。 当时的大寨刚刚拿下全县亩产第一。山窝窝里第一次传出要出省领奖的消息，全队人心里都像猫挠一样兴奋，却又带着几分忐忑。陈永贵这天把骨干一股脑儿叫到晒场，老槐树下铺了张门板当桌子。桌上除了煮土豆，就是一瓶棕色玻璃瓶的白酒。 茅台是真酒，可瓶塞却是用玉米叶子塞紧的，因为一路颠簸怕漏。“算给大伙儿压压惊。”陈永贵把瓶子举起来说，“贵，的确贵，一百多块，但咱不能让人家好心白费。”说着，他先抿了一小口，随后把瓶子递给了旁边的梁便良。那晚，十几个人围着门板，小碗传来传去，每人只分得薄薄一口，却喝得眯眼直乐。 酒刚咽下去，陈永贵突然改了口气：“别看咱今天喝茅台，明早照样得上坡修梯田。谁再摆谱，我可拉下脸！”众人轰然答应。第二天凌晨四点，打谷场又响起镢头碰石头的脆声。 节约这根弦，他一天都没松。有人嫌地里远，让孩子送饭。陈永贵听见，撂下扁担就吼：“两条腿白长啦？百十米你都嫌累！”说完自己蹲下身，捡起掉在地上的高粱穗，一粒粒抠干净。旁边十岁出头的小学生看呆了，赶紧把篮子搁地上帮忙。一个午后，足足捡出半扛子粮。 大寨名声传开后，参观者络绎不绝。山里就那一口水井，井绳一天得拉上千趟。陈永贵倚着井栏瞧了瞧，转头告诉接待组：“别再给客人烧两素一荤，咱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水不够，就去隔坡挑，千万别闹排场。”说罢他自己扛起扁担，咕咚咕咚挑了两桶回来。 客人带的土特产实在推不过，他索性当众分掉。有人给了两坛子绍兴黄酒，他一手一坛抱上喇叭楼：“乡亲们尝鲜！可别记错，咱欠的是情分，不是人情债。”有意思的是，他从不记谁送了什么，却记得哪一家昨天省下一把草绳。 到1965年冬，中央决定再次推广大寨经验。北京来了电报，让陈永贵进城汇报。同行干部劝他换套呢子衣，他摆摆手：“这身蓝裤褂借汗渍压腰，好使。”临行前，妻子秀英悄悄塞给他十块钱，他笑着倒回去，“公家的馒头能管饱。” 1975年春，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住进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招待所，屋里配了红木写字台，他嫌扎眼，让勤务员找了几块杉木板钉成书桌。早饭连着几周就是小米粥、一把榨菜、大半个窝头。有人开玩笑：“副总理怕是要把国库给省下来。”他耸耸肩：“俭，才走得远。” 同年十月，他率团访问墨西哥。外交部照章给了每人20美元外汇券，驻墨使馆建议买手表留念。随员每人挑了块精钢表，回国路上还兴冲冲展示。飞机落地，陈永贵站在机舱门口脸一沉：“周总理戴上海牌，你们凭啥戴外国造？全交公。”一句话，十几只手表原封退回国库。有人嘟囔“才几十美元”，他抬眼：“几美元也是人民的票子。” 职务再高，轮到休假他还是钻回昔阳。调研路上经过西湖、黄山，他全当没看见。司陪员好心：“陈副总理，您忙里偷闲，照张相？”他抿嘴：“山在那儿不会跑。先把咱山沟里的事理顺。”说完扣紧白毛巾，直接奔向水土保持试验田。 说起子女，外人总觉着副总理家该八面来风，可陈明珠至今记得父亲一句话——“咱家不许高提”。清华选调生名额摆在面前，陈永贵却让儿子回昔阳。“大学门好，好不过泥土。先蹚泥，心里才有数。”陈明珠最终去了县农机站，领月薪38块。 有人问陈永贵，成了副总理还守着那股土味图啥？他笑，“我就是农民，今天管的是国家农活儿，不能把自己当官老爷。”他把这话写进工作笔记：不忘本，不搞特殊，不欠群众分量。后来跑遍二十九个省区，看的最多的依旧是梯田、渠道和仓囤。 陈永贵去世前，河北来的老乡给他带了两瓶十年陈酿。他摆手谢了，只留下一小杯放床头，轻声嘀咕：“闻闻味儿就行，粮食得留给活日子的人。”陪护护士转身抹泪。 那瓶1964年传过十几个人手的茅台，如今静静躺在大寨陈列室，酒早空了，瓶子光泽犹在。游客路过，总会问：“真舍得开？”讲解员回答：“他不是想显摆，而是告诉乡亲——咱配得上最好的，但先要把日子干出来。”这一句话，比酒更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