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黄凝素与张大千闹离婚，丈夫不解，黄凝素：我已经有别人了 “1947年暮春的午后，你到底想怎样？”院子里传出黄凝素压低的嗓音。 北平的风裹着尘土掠过灰墙绿瓦，照例带来些许干涩。战事依旧紧张，可四合院内的硝烟却来自柴米油盐与男女嫌隙。张大千刚结束一场小型雅集，那些围着他求题、求画、求合影的票友此刻散得精光，只剩妻子冷冷站在落花下。 要看明白这场婚姻的崩裂，还得把时针拨回二十五年前。1919年，年轻的张大千剃度后的法号“大千”在成都茶铺里被反复议论——“那小子失了心上人，跑去当和尚啦。”三个回合不到，他又还俗应父母之命迎娶曾庆蓉。张家的长辈自以为塞了一块稳妥的楔子，没想到只挡住了半年。 1922年春，上海霞飞路的画展刚开门，黄凝素踮脚探头又退到街角。她囊中羞涩只好观望，恰好被张大千撞见。“你真想进去？跟我来，不收你票。”这句看似随口的招呼，为两人此后的二十多年埋下伏笔。那年她十五岁，读私塾、练毛笔字，唯一的消遣就是翻画报。 张大千的世界璀璨热闹，她却以为自己找到了避风港。婚后头几年，他在案上挥毫，她在一旁研墨，气氛融融。张大千客气地说：“你不懂笔墨纸砚之前，我的线条都发涩。”听上去像情话，实则更像画家对灵感的感激函。 孩子陆续降生，婆家气氛出现微妙松动。短短十年，八个娃把张家弄得像小型托儿所。可高强度生产让黄凝素的腰背早早弯下去，人也发福。她自嘲：“我像个被挤干颜色的颜料管。”张大千呢？脚步愈发轻盈，画展、游历、酬酢，一桩接一桩。 1935年夏，他在北平听了一段京韵大鼓，台上十八岁的杨宛君嗓音婉转，台下的张大千心脏跟着节拍一起扑通。画了一幅仕女图当见面礼后，他三天两头往茶楼跑。黄凝素赶到北平，干脆带着大夫人一起登门相劝，竟被外界称为“民国最体面的提亲”。张大千得了应允，如愿迎回第三位夫人。 新婚喜气没维持多久，麻烦又起。1940年左右，张家常出现一位扎两条麻花辫的少女——徐雯波，张心瑞的闺中密友。黄凝素原本将她当半个女儿，不料某天母女俩撞见张大千教她握笔临摹，手背暧昧相贴。女儿气得摔门，黄凝素第一次在大厅失声痛哭。张大千却只丢下一句：“吾得新太太，为一女学生也。” 被晾在一旁的女人终将学会自救。起初，黄凝素用麻将桌打发寂寞。有意思的是，牌搭子里混进一位比她小七八岁的银行小职员，人不高，说话温和，很会倾听。黄凝素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她也能被认真注视，而不是被当作“灵感或生育机器”。情感闸门一旦开启，便再难回头。 1947年，她决定把婚姻这根旧梁烧掉。那天早餐还在桌上冒热气，她突然开口：“我要和你结束。”张大千愣住，放下筷子：“咱们二十多年夫妻，你想清楚？”她回答得干脆——“我已经有别人了。”整个院子瞬间静得只听见麻雀扑棱。张大千习惯了自己做终局裁判，第一次发现轮到别人说“不”。 离婚手续办得飞快。张大千掏出一笔不小的费用，算作补偿；黄凝素拖着行李箱走出仪门，回头看了一眼：旧瓦斑驳，藤蔓疯长，曾经的甜蜜像散落的宣纸边角，随风翻飞。她以为新生活在等着自己，却没想到那位小职员拿到钱后一走了之。 张大千带着徐雯波移居台湾，不改旧习。画坛朋友打趣：“大千去到哪儿，哪儿就多出几幅美人图。”至于曾庆蓉，守着成都老宅，终身面壁；杨宛君重拾鼓书，偶尔在电台唱段《忆江南》。孩子们散落海峡两岸，提起父亲，常常各执一词。 黄凝素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过几次，标题无非是“才女”与“悔恨”。她晚年寄住在上海的亲戚家，偶尔还会写信给旧友，信中自嘲“我是被时代与感情双重抛锚的人”。没抱怨法律，也没指责任何人，只用一句话作结：“人生太长，偏偏恋爱太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