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最恨的人，印度裔加拿大人贾扬特说：印度要想发展，必须让中国或者美国殖民统治一百年！他还曾说“印度是粪坑中的地狱，给我10亿美元，我都不会再回那里”。为什么他对自己的祖国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恨？ “给我10亿美元，我都不会再回印度。”这句带着愤怒的断言，出自一个在2010年还被印度政府授予“杰出海外印度裔”荣誉的爱国商人——贾扬特·班达里（Jayant Bhandari）。 如今，他却成了印度社交媒体上被集体讨伐的“恨国者”。更具争议的是，他公开表示：“印度要想真正发展，必须接受中国或美国的殖民统治一百年。” 这样令人震惊的言论，在印度引发轩然大波，也引发全球舆论对印度发展路径的重新审视。 究竟是什么，让一个曾经对祖国热忱无比的侨民，转而用最尖锐的语言刺向自己曾深爱的土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背叛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制度、理想、幻灭与反思的警示样本。 贾扬特曾是印度最忠诚的“非官方代言人”。他在加拿大积累了数亿美元的财富后，于2010年响应印度政府“海外印度人回流投资”政策，带着2亿美元资金回国，投入到一项雄心勃勃的物流项目中。 彼时，印度政府为他披上荣誉外衣，地方官员铺上红地毯，媒体把他形容成“带来现代化的儿子归来”。 然而，这场“归国梦”迅速变成了“噩梦实录”。他遭遇的不是政策扶持，而是无处不在的地头蛇和贪官索贿。原本承诺的税收优惠在项目落地后，被税务局反手开出巨额罚单. 从注册公司到获取施工许可，每一环节都需要“润滑”；合作方更是明目张胆地使用虚假地址跑路，司法系统则让他等到“2050”也等不来一个开庭通知。 这不是孤例，而是印度制度性困境的冰山一角。 在贾扬特“爆炸性言论”的背后，是一套早已被无数人诟病却迟迟未能根治的深层系统病——腐败、低效、公权力任性，以及司法和商业文化的全面失能。 数据显示，印度每年公共服务领域的贿赂金额高达46亿美元，司法系统案件平均审理时间长达10年以上。印度每百万人口只有13位法官，远低于发达国家标准，法院积压案件超过3000万起。 更糟的是，印度的商业契约精神极度薄弱。贾扬特在接受采访时讽刺称：“在印度，合同的效力不在于法律，而在于你背后的种姓和人脉。”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印度执行一份商业合同平均需要1445天——这几乎等于中国建成一座高铁站的时间。 当一个深信法治和市场逻辑的企业家，试图在如此环境中生存，他的理想只能被活活吞噬。于是，他的声音从温和的失望，演变为愤怒的控诉，再走向极端的否定。 贾扬特“殖民统治论”的提出，表面上看似荒谬，实则是他对印度治理能力彻底绝望后的讽刺性表达。 他并非真心希望印度再次被他国统治，而是在借助极端修辞，强调印度当下体制的混乱与崩坏。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番话并非无来由地攻击，而是伴随着对中国的强烈对比。 他曾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我到中国二线城市考察，被一个普通地铁安检员的专业程度震撼得说不出话。这个国家有秩序、有纪律、有结果。而印度，有的只是混乱、借口和推诿。” 对中国治理效率的高度评价，反衬出他对印度的愤怒根源——不是因为他天生“恨国”，而是因为他曾经太爱。 这种由深爱转为极恨的心理，并非孤立。它在全球的印度侨民中并不罕见。很多海外印度人，尤其是新一代高学历、受过西方教育的群体，在回国创业或参与公共事务时，都有“撞墙”的无力感。 他们带回的是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却往往败给了“潜规则”和“关系学”。他们既不被本土系统完全接纳，也无法在西方社会彻底融入，成为“流动中的失根者”。 贾扬特的极端化转变，其实是这种认同错位的极端案例。他作为曾经的“完美印度梦践行者”，在制度的重重打击下，不得不承认：“印度，不是我能改变的地方。” 他的故事，令人痛心，但也发人深省。印裔群体的这种“出走”，并非单纯经济原因，而是制度信任的崩塌。贾扬特所揭示的，不只是一个投资失败的商业案例，而是印度国家治理的一面镜子。 讽刺的是，在贾扬特遭遇惨败的同期，中国却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政府建设等方式，构建起高效、可预期的政商关系，成为全球资本青睐的新热土。 正如他所言：“我拿着两亿美元在印度换来的是贪婪的手掌；如果我把这钱投向中国，或许现在正在为一条铁路剪彩。” 这不是情绪化的比较，而是制度效率的真实差距。印度的问题，不是缺乏资金或人才，而是缺乏一个让他们安心扎根、愿意长期投入的制度环境。 贾扬特的“殖民论”固然过激，但他对现状的批判却并非空穴来风。他的经历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靠GDP，更靠制度可靠性。 没有法治保障的市场，只会让好人出局；没有契约精神的商业土壤，只会培养投机者；没有责任政府的治理，只会驱赶真正想建设国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