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一公司女总监陪老板去杭州出差，应酬时喝多了，被老板抱去房间发生了关系。女子醒来后，愤怒的要求老板给自己道歉，老板却说：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别不知好歹……
那天，崔女士捂着脸，手里紧紧攥着精神鉴定报告，眼泪模糊了双眼。她声音颤抖着，对记者说：“还有没有王法了？”
这份鉴定报告，明确写着她因近期遭受严重心理创伤，已经出现焦虑、抑郁、失眠等症状。她的生活，因两周前的一场“出差”，彻底陷入了黑暗。
两周前，公司领导突然通知她，要她陪同出差，并特别交代需要参加一场“重要应酬”。身为部门骨干，她原本不疑有他，想着只是正常的工作安排，便答应下来。
可是应酬的饭局上，觥筹交错，领导不停地劝酒。她推辞过几次，但在众人起哄下，还是喝得有些头晕。
后来，她记忆渐渐模糊，等到再次清醒时，却发现自己正躺在酒店的床上，而身边的领导赤裸着身体。那一瞬间，她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怒不可遏，立刻质问领导：“你怎么能这样？”可没想到，对方却一脸不屑，冷冷地说：“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别不知好歹！”
第二天，她鼓起勇气找到老板，谁知对方不仅没有丝毫歉意，反而威胁她：“你要是敢把这事说出去，我就说是你不检点，半夜勾引我。
我还会让你丢掉工作，让你老公单位的朋友都知道，你给他戴了绿帽子。”
那一刻，崔女士彻底崩溃。白天工作时常常走神，脑子里不断浮现那晚的场景；夜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有时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条件反射般心惊肉跳，生怕是对方再来施压。
这种持续的精神摧残，让她几乎撑不下去。最终，她忍无可忍，独自走进了派出所，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警方。
她的声音因哭泣而断断续续：“我真的忍不了了，我只想要个公道！”民警耐心听完后，立即受理了她的报案。
果然，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法院判定她的老板犯下了强奸罪。
就在判决不久后，公司人事部突然通知她，要求她办理离职手续。理由冠冕堂皇，说她“影响公司形象，已不适合继续留任”。
当时的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受害者竟然成了被清理的一方？
她怒气冲冲地找到公司负责人，质问：“我是在出差期间遭受侵犯的，公司不保护员工，还要开除我，这公平吗？”可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一句话：“这是公司的决定。”
崔女士心灰意冷，却不愿就此认命。她翻出自己的精神鉴定书和案件判决书，反复研究，最终决定以工伤为突破口。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在因公出差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虽然这起案件的性质特殊，但她坚信，自己的精神和身体都因出差遭遇严重伤害，公司理应承担责任。
她带着资料，几次三番跑到当地人社局，讲述自己的遭遇。工作人员最初也觉得情况少见，但看到她提供的判决书和鉴定报告后，认为完全符合法律条文。
于是，他们启动了工伤认定程序。等待的日子里，她内心忐忑不安，既期待结果，又担心公司施压导致不公。
终于，在2024年12月3日，她接到了电话，随后收到了当地人社局寄来的《认定工伤决定书》。那一刻，她紧紧攥着文件，眼泪夺眶而出。
她知道，至少有一个部门在法律框架下为她撑腰。这份工伤认定书，不仅是对她遭遇的承认，更是她争取权益的底气。
有了工伤认定，她立即向公司递交了赔偿申请。公司起初推诿，说“这是个人事件”，不属于公司的责任。
可在法律顾问和调解员的介入下，公司不得不坐下来和她谈判。双方经过多轮协商，公司始终想压低赔偿金额，甚至有人私下劝她“别闹太大，拿点钱算了”。
但崔女士态度坚定：“我不要施舍，我要的是合理合法的赔偿。”
谈判持续了近两个月，期间她几次在调解会上情绪失控，哭着控诉自己的遭遇。调解员也耐心地做工作，提醒公司必须履行法律义务。
最终，在事实和法律的双重压力下，公司妥协了，同意一次性支付113万元赔偿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