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因妻子一直无法生育，男子便抱养了一女婴。20年后妻子去世，男子再婚，并与现

北京，因妻子一直无法生育，男子便抱养了一女婴。20年后妻子去世，男子再婚，并与现任妻子生育一女。担心养女继承遗产，男子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收养关系无效，因此与养女产生矛盾。岂料，养女被养父告上法庭，要求养女每月支付5000元赡养费，并承担35%的医疗费用。养女辩称，自己年收入仅16万元，养父一家每月仅退休金就8000余元，无需进行赡养。法院这么判了！故事要追溯到 1999 年，彼时李明和妻子结婚多年，却一直未能生育。在四处求医无果后，夫妻二人决定收养一个孩子。经熟人介绍，他们收养了刚出生不久的晓妍。由于当时办理收养手续繁琐，加上对收养流程的不熟悉，李明夫妇只是口头约定了收养事宜，便将晓妍带回家中悉心照料。在往后的日子里，李明夫妇视晓妍如己出，为她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晓妍从小成绩优异，一路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晓妍的成长过程中，李明夫妇倾注了大量心血，家庭生活虽平淡却充满幸福。 2019 年，命运的转折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晓妍的养母因病去世，李明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一年后，李明结识了现任妻子王芳（化名），二人情投意合，很快步入了婚姻殿堂。不久，王芳为李明生下了一个女儿，新生命的降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生机，却也悄然改变了一些东西。随着小女儿的成长，李明开始担心晓妍会继承自己的遗产，影响小女儿的生活。于是，他决定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收养关系无效。这一行为让晓妍感到无比震惊和伤心，多年来对养父母的感恩瞬间化为愤怒。她认为，李明的做法是对自己多年付出的否定，双方的关系因此急剧恶化。在确认收养关系的诉讼中，法院经过审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李明与晓妍之间构成事实收养关系，驳回了李明的诉讼请求。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李明转而向晓妍提出赡养要求，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需要经济上的支持和保障，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晓妍每月支付 5000 元赡养费，并承担自己医疗费用的 35%。在法庭上，晓妍委屈地表示，自己年收入仅 16 万元，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除去房租、生活开销以及必要的社交费用，所剩无几。而养父李明和现任妻子每月退休金加起来就有 8000 余元，生活并不困难。她还指出，养父此举是在滥用赡养诉求，以此来惩罚自己在遗产问题上的 “威胁”。晓妍的律师在庭审中强调，根据《民法典》规定，赡养义务的履行应当考虑子女的经济能力和父母的实际需求。在本案中，李明的经济状况良好，晓妍的收入却相对有限，要求她支付如此高额的赡养费明显不合理。律师还出示了晓妍的收入证明、银行流水以及生活开销明细等证据，以证明晓妍确实无力承担李明所要求的费用。李明则坚称，自己身体大不如前，未来可能面临高额的医疗费用，养女有义务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提供保障。他还提到，即便自己有退休金，也不能因此免除晓妍的赡养义务。李明的律师反驳道，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不能以父母经济状况尚可或存在遗产纠纷为由拒绝履行。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赡养义务的合理范围。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这意味着，赡养义务的履行并非简单依据父母的诉求，而是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在确定赡养费数额时，法院通常会考虑以下几点：一是父母的实际生活需求，包括日常生活开销、医疗费用、居住条件等；二是子女的经济能力，即子女的收入水平、家庭负担等；三是当地的生活水平，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较大，这也是衡量赡养费合理性的重要参考。此外，虽然收养关系的成立存在一定瑕疵，但由于李明与晓妍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且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因此晓妍对李明负有与亲生子女同等的赡养义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晓妍要无条件满足李明的所有要求。经过审理，法院认为，晓妍作为养女，对李明负有赡养义务，但李明所提出的赡养费数额过高，超出了晓妍的承受能力。同时，考虑到李明目前的经济状况以及医疗保障情况，法院作出如下判决：晓妍每月支付李明赡养费 1500 元，在李明住院期间，凭正式医疗发票承担其医疗费用的 20%。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但在履行赡养义务时，应当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赡养费用的数额，以达到既保障父母晚年生活，又不加重子女负担的目的。这一判决结果，既维护了李明的合法权益，确保他在晚年能够得到必要的经济支持，又充分考虑了晓妍的经济能力，避免其因过高的赡养费用陷入生活困境。同时，也为类似的家庭纠纷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提醒人们在处理家庭关系时，应多一份理解与包容，少一些利益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