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58年，毛泽东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争论，李达火气很大的说道：“你头部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毛泽东气愤的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的！ （参考资料：2015-12-16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与李达：对话四十载） 1961年夏天的庐山，一场演出刚刚结束，灯光亮起时，人群中有两个人目光相遇，一个是哲学家李达，另一个是共和国领袖毛主席，两人都是湖南老乡，却已阔别近三年。 毛主席没有丝毫犹豫，大步走过去紧紧握住李达的手，用浓重的湘潭口音打着招呼，紧跟其后的周总理也上前问候，关切着李达的身体。 几天后，在毛主席的住所，两人又进行了一场两小时的长谈，毛主席不仅请李达坦诚聊聊对“大跃进”和“反右倾”的看法，还对他早年的著作《社会学》赞不绝口，说自己“读了10遍”，力劝他主持修订。 这番景象，是故友重逢的温暖，也是领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可也正是这番和解，反而让人更好奇：究竟是怎样一场风暴，让这迟到了三年的握手，显得如此不同寻常？ 时间要倒回1958年的武汉，一个狂热的年份，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看到湖北鄂州县委大门口刷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深感不安。 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豪情，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怀着学者的忧虑，也仗着老友的情分，他要求面见正在湖北视察的毛主席。 见面地点在东湖宾馆，两人没有寒暄，李达劈头就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主席起初还很放松，想从“两重性”的角度，解释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创造奇迹，比如长征和飞机，但李达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直指问题要害：这个口号等于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大，这是错的。 他越说越激动，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那段对话，一场关于哲学与现实的辩论，最终在沉默中不欢而散。 不过，故事还有后续，在回去的路上，李达冷静下来，对陪同的省委秘书长梅白后悔自己话说得太冲，没给老朋友留面子，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而梅白也将他所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了毛主席，谁知，毛主席听完后沉思片刻，态度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他引用孔子的“六十而耳顺”，表示今年自己64岁了，但自认为不耳顺，在刚才听了李达的这些话后，感觉确实很逆耳，但再回想起来，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毛主席还特地托梅白转告李达，感谢这番“逆耳忠言”，一场激烈的争吵，就这样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两位主角的反思中达成了某种和解。 如果说东湖的争吵还只是理论上的裂痕，那么一年后的事，则让这道裂痕彻底扩大为现实的鸿沟。 1959年夏天，李达正在青岛，准备为国庆十周年写一篇雄文《毛泽东——辩证法的巨匠》，就在这时，老友萧劲光带来一个惊人消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李达怎么也想不通，他无法相信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会反党，一年前在东湖宾馆的忧虑，不幸被残酷的政治现实所印证。 巨大的失望之下，李达心灰意冷，他看着桌上已经写好的文章初稿，表示现在没什么好写的了，随即，他拒绝修改和发表这篇文章，从哲学上的诤友到政治路线上的疏远，两人的关系降至冰点。 正是理解了这场关于真理的激辩，以及随后而来的政治幻灭，我们才能明白1961年庐山上那次握手的分量，那不仅是朋友间的言归于好，更像是一位领袖在现实碰壁后，对当年那番逆耳忠言迟来的回响。 一场始于“发烧”的争论，跨越了狂热与寒冬，最终以毛主席力劝李达主编哲学教材的形式收场，也算把一位哲学家的学术生命推向了新的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