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权贵子弟一生备受呵护。首先，他们早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已是特权之星高照。
特权之一是录取自由。
谷正纲的宝贝儿子谷家恒，原先在成功大学读书，后来要插班最好的台湾大学机械系，说是经过考试转学，似乎公正得很。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士事后透露，当年公告只录取10名。谷公子大概读书不怎么灵光，充其量只考到第二十几名。
怎么办呢？台湾大学便大发慈悲，使得那一年的插班考生一口气超额录取二三十人。这些超额录取的人可能都还不知道，他们意外的幸运竟是谷家公子带给的。
特权之二是转学自由。
蒋经国的独生女蒋孝章在求学过程中，先是就读静宜女子学院。但是，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却以“特别优待元首”规定为由，准许蒋孝章转学到东海大学外文系。
蒋经国的三公子蒋孝勇求学历程更富戏剧性。蒋孝勇先在大安初中念书，就因为蒋介石一度慨叹陆军官校招生不足，无复黄埔军校的当年盛况，于是蒋孝勇便得以进入相当于高中的陆军官校预备班，后来便直升陆官正期班。
根据当年规定，进入陆军官校的学生，除非偷窃和殴打长官会被开除学籍离校外，一般学生只有伤残才有可能离开。这样，蒋孝勇弄巧成拙，将要一辈子被困在军队里求发展了。
于是，蒋孝勇想办法让军校校长张立夫出具一张证明，证明说他在一次跳壕沟时受伤，致使肢体伤残，这就有了资格转学。他先是进入辅仁大学，不到半年又转入台湾大学政治系。
克绍箕裘，官运亨通，是台湾官场的通则。愈是接近官邸的政治人物，就愈容易获得信赖，而且这种信赖也从父亲传到儿子。台湾前“行政院长”俞国华便是其中之一。
俞国华的父亲俞作屏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秘书，极获蒋介石的信赖，结果爱屋及乌，后来俞国华也成了蒋介石的秘书。俞作屏另一个儿子俞国斌，也曾经当上首任洪都拉斯“大使”。俞作屏的堂兄弟俞济时则曾担任蒋介石侍卫长多年。俞家堪称一门皆贵。
曾任“政务委员”的周宏涛与俞国华情形仿佛。周宏涛的父亲周骏彦是黄埔军需部主任，早年跟随蒋介石，于是周宏涛后来也就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步入政界。
国民党元老张群的儿子张继正也同样能够久在朝廷，官运不衰。他先后担任过“经济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经合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秘书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一个人一辈子做完了大约四个人四辈子才能做的官。
台湾前“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郑介民的儿子郑心雄，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工会和陆工会主任。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宋楚瑜，政治生涯从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开始。宋楚瑜的父亲宋达曾任“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掌管军方人员调动，与“总统”关系密切，这就为宋楚瑜平步青云铺设了云梯。
还有一个例子是陈诚的儿子陈履安。早年，台湾对青年“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如不准穿喇叭裤，不准留长头发；若被抓到，不仅训斥一顿，还得“就地正发”。
陈履安在师大附中念高中时髦得很，有一天，他穿着喇叭裤，头戴大盘帽，蓄着长而光亮的头发，去台北西门町延平北路闲逛，不巧得很，竟被警察逮到。警察竟然认真负责地罚陈履安立正，还将他拉回派出所，要剃他的长发。
警察竟还出口就骂：“是什么样的家长教育出来这种孩子？”陈履安听了，就伸手指指警察背后墙上挂着照片说：“是他。”警察吓了一跳，这才知道眼前之人乃是“副总统”陈诚的公子，于是忙不迭地马上便恭送他回家。
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公子除了钱复走上政坛之外，其长子钱纯后来也官至“财政部长”和“行政院政务委员”。据说，钱家哥儿俩的飞黄腾达还托了他们母亲之福。钱思亮的太太张婉度是五十年代初期台湾“经济部长”张兹闿的妹妹。
大将军之后当上高官者也不乏其人。如曾任“经济部”投资处处长的黎昌意，乃是前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黎玉玺的儿子。黎昌意是做了多年的“黑官”，甲考数度落第，最后终于获得通过，为仕途爬升铺设了垫脚石。
在那个年代的台湾，甲考这一官场升迁途径，大约最能说明权贵子弟的特权。甲考，实际是衙内升迁的幌子。这些权贵子弟在未参加“甲等特考”之前，大多都已经先当了官，台湾俗称为“黑官”。例如，钱复在未参加甲考前，就已在“外交部”担任帮办。
过去，台湾民间普遍传说，台湾举办首次甲等特考的目的，便是专为钱复的“黑官漂白”。其实，此说不完全正确。事实上，第一次甲考要“漂白”的对象不仅是钱复，还有陈履安。
当时，陈履安初任台湾“教育部”技术及职业教育司司长，也未具备任用资格，是一名“黑官”。第一次甲考发榜时，钱复顺利取得了任用资格，陈履安却名落孙山，这引起了蒋经国的关注。事实上，倘若陈履安不是陈诚的儿子，1977年，他也不会以黑官身份继续升任“教育部”常次。
马英九是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马鹤凌的独生子，他在通过甲考之前，也已经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
